近报 -18版:轶闻-2017年09月01日

　　自1931年7月到1949年9月,冯友兰一直是由清华大学文学院教授会选举被校长聘任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抗战时期,他还兼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除此之外,冯友兰还担任过校秘书长,曾两度被推举为校务会议主席,主持校务。由此可见冯友兰在清华大学地位之重要,是清华大学的元老功勋。
　　1933年,冯友兰旅欧讲学和游历期间,代表清华大学和德国签署互派留学生的协议。1935年,留学生的名额出来,季羡林已经于前一年毕业,到济南教中学,没有了资格。冯友兰觉得季羡林人才难得,而家境贫寒,决无自费留学的可能,建议让季羡林回校参加考试。清华大学接受这一建议,季羡林参加考试并胜出,后来和乔冠华一起赴德留学。1939年,清华学生钱钟书留学毕业,归国前给冯友兰写过一封信。冯友兰接到信后就立即致函梅贻琦,建议以教授身份聘请钱钟书到清华外语系任教,月薪不低于华罗庚和汪竹溪。
　　1942年,随着《新理学》《新事论》和《新世训》三书的出版,冯友兰名扬天下,得到学界的推崇、民间的尊敬和政府的礼遇,被教育部聘为教授,《新理学》获得教育部评的一等奖。1943年,冯友兰在重庆讲学,受到蒋介石的宴请。一些好事的左派学生画漫画讽刺冯友兰。漫画上画着冯友兰脚踏由三本书搭成的台阶去拜见蒋介石,张贴在联大校园里。冯友兰下课从那路过,站在那里一边看,一边笑着说,画得还蛮像嘛。当天晚上,有人去告诉漫画是谁画的。冯友兰回答说,漫画漫画,是学生画着玩的,何必当真去计较呢?对此一笑了之。
　　1940年8月,冯契(当时叫冯宝麟)刚从西南联大哲学系毕业,工作没有着落,冯友兰请他任中国哲学研究委员会秘书,同时继续跟随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冯契后来成为研究中国哲学史的大家,和冯友兰当初的提携、关心和鼓励不无关系。
　　当然,冯友兰不是和稀泥的和事佬,不会无原则地让步与妥协,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有自己鲜明的立场和坚定的态度；在维护民族尊严和捍卫学术独立方面,他决不含糊、毫不通融。
　　1943年,国民党组织青年军,动员大学生从军。西南联合大学报名应征者不多,应学校要求,冯友兰与潘光旦、朱自清、闻一多和钱端升等十余位教授就此事做讲演,动员学生入伍。于是报名者增加,超过规定名额。冯友兰长子冯钟辽也报名从军,他是低年级学生,并不在应征范围。演讲后,冯友兰在校门外见有人贴大字报,劝学生对报名从军应慎重考虑。他十分愤怒,上前把大字报撕掉,并说:“我怀疑写这大字报的是不是中国人。”
　　正是因为冯友兰能则服人,宽则得众,在清华大学出任秘书长、执掌文学院长达近二十年,成就卓著,深得人心,稳若磐石。
据《中华读书报》
　　1941年清华大学校庆时领导合影、右二为冯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