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3版:文摘-2017年02月24日

　　1984年8月22日,是邓小平80大寿。
　　按照惯例,每年这一天,邓家都要举行生日家宴,不请外人。但这一次,适逢文革后恢复北戴河夏季办公制度的第一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多在这里集体办公,又恰是邓小平的80华诞,因而贺客盈门,高朋满座。大家举杯,齐祝邓小平健康长寿。
　　身穿白色短袖衬衫的邓小平满面春风,眼里闪烁着发自内心的喜悦。为感谢大家的盛情,他连饮数杯茅台,举座动容。
　　邓小平有理由畅饮。他后来多次说,1984年他办了两件大事,一件是开放14个沿海城市,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香港问题。而作为改革“总设计师”的他本人,也将迎来自己声望的高峰。
南巡
　　1984年1月24日下午三时许,深圳迎宾馆二楼会议室里,初春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纱帘照进室内,柔和温暖。邓小平点燃一支香烟,静静地听着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汇报工作。汇报完后,梁湘请求邓小平给大家讲话。邓小平掐灭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讲的问题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因为问题太复杂了,对有些问题要研究研究。”
　　由邓小平倡议而试办的特区,在中央决策层,分歧明显。
　　1981年底,陈云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明确指示:试办经济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加。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搞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
　　其间,宣布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取消,特区如同名存实亡。
　　这期间,被人戏称“遇到绿灯抢着走,遇到黄灯快步走,遇到红灯绕着走”的改革大将、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一度被认为过于灵活而不适合在这个特殊的地方工作,应该换一个“像钉子一样钉在那里一动不动”的干部。后因胡耀邦等人的联手努力,且难以找到这颗合适的“钉子”,此议才作罢。
　　《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认为,邓小平一直耐心地等待着有利的政治气候。现在,时机成熟了。
　　1984年1月24日,就在到达特区的当天,下午4时50分,邓小平站在了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的顶楼天台,眺望着以“三五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魔术般生长起来的罗湖新城。
　　时近黄昏,天台上寒风袭人。邓小平两次挥手挡开陪同人员递过来的大衣,一直伫立远眺。终于,他微笑着对梁湘说,都看清楚了。
　　回京后,2月24日上午,在景山后街的家中,邓小平同胡耀邦等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一锤定音:“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谈话结束时,邓小平指定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和国务委员兼国家计委主任宋平,将谈话的内容向陈云汇报。
“合作是主流,分歧是支流”
　　多年后,曾经担任陈云秘书、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朱佳木表示:“纵观改革开放初期陈云与邓小平的关系,彼此间的合作与相互补充是主流,是第一位的,差别与分歧是支流,是第二位的；而且,差别与分歧也不在于要不要改革开放,而在于如何改革开放。”
　　陈云始终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他形象地称之为,搞活经济要有一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计划。这就像鸟一样,捏在手里会死,但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笼子可大可小,本身也需要调整,但无论如何不能没有。仅在1982年底的一个月中,他就三次谈到“鸟笼经济”。
　　在对外开放问题上,陈云十分谨慎。他常说,外国资本家追逐的不是平均利润,而是超额利润。在他看来,列宁总结的帝国主义的五个特征,一直没有过时。而邓小平对于利用外资的态度,常常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1984年2月他在视察宝钢时说,中国借二三百亿美元的外汇不会有什么问题。
　　两人在雇工问题上也有不同看法。经典马克思主义有一种算法,即雇工7个人以下,算个体户；雇工8个人以上,就产生了剩余价值,算剥削。因此陈云主张,对党员雇工要慎重。1984年2月,邓小平在谈话中称,先看两三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由于两位老人在这些问题上“谈不拢”,再加上邓小平耳背,整个1983年,他们共同出席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只有一次。而更多的,是分别找主持工作的一线领导人谈话。
特区货币之争
　　1984年3月14日上午,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姚依林和宋平来到中南海陈云住所,向他作汇报。如同朱佳木所说:“陈云在遇到同邓小平意见不一致的时候,往往表示赞成邓小平的意见,起码不再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这一次也不例外,陈云表示同意。
　　三四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召开了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扩大城市权限,给予外商投资者优惠。
　　座谈会形成的《纪要》,授权谷牧负责“监督、检查执行情况,并协调、仲裁执行中可能出现的矛盾”。邓小平一再叮嘱他:搞好对外开放,关键是要用明白人,而不是糊涂人。《纪要》甚至表示,允许特区发行货币。可见在经济发展方面,邓小平的态度如海纳百川,鼓励创新,允许试错。
　　座谈会后,4月25日,谷牧奉命去杭州向陈云汇报。陈云说,座谈会纪要他认真看了两遍,他同意开放十四个沿海城市,但对搞特区货币,他“考虑比较多”。他建议,货币发行权还是要集中到中央。
　　尽管如此,5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批转的《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中,仍然写上了“发行特区货币”。为此,成立了特区货币研究小组。初步设计的币样,跟港币有些像,是红色的,上面的头像不是毛泽东,也不是工农兵,而是炎黄二帝。但后来,因多位专家均认为“多币多弊”,反对发行特区货币,此事不了了之。
邓小平大发脾气
　　开放14个沿海城市大功告成之时,邓小平所关注的第二件大事——中英香港问题谈判却遇到了障碍。5月25日这天,邓小平发了很大的脾气。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始于1982年9月。邓小平为谈判明确设定了两年的期限,称到期达不成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决定。压力之下,英方先是接受了中方的“主权问题不可谈判”前提,继而放弃了“以主权换治权”的要求。时进1984年,双方的谈判又卡在了两个问题上:“九七”后中国政府是否在香港驻军、过渡期是否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
　　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有记者问前国防部长、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耿飚:“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耿飚未多加考虑就答道:“我们可能不一定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立刻在头版头条作了报道。
　　5月25日,大会闭幕,邓小平会见参加两会的港澳代表和委员。之前,经前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汇报,邓小平才得知此事。会见时,五分钟的拍照时间过后,警卫人员按照惯例请红线外的记者退场。就在这时,邓小平突然说道:“你们香港记者留下来,我要讲几句话!”全场愕然。他说:“我要辟个谣。耿飚胡说八道!”随即声音提高了八度:“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第二天,英方谈判团的首席代表、英国驻中国大使伊文思,紧急约见了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首席代表周南。
　　据周南回忆,那天伊文思紧张得说话都有点儿磕巴了。他说,听说昨天邓主任(邓当时兼任中顾委主任)的讲话引起了香港各界人士的巨大震动,英国政府也十分关切。周南说,我们已经谈了那么久,现在邓主任也发了脾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妥协的余地。“文王一怒安天下”,问题又一次迎刃而解。
　　剩下的最后一个难题,就是在回归前的十三年过渡时期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的问题。这是邓小平坚持的,但英方认为,这样势必造成两个权力中心,让香港政府成为“跛脚鸭”。双方一直协商未果。当时已经是7月,距邓小平设定的两年期限,只剩两个月了。
桥牌大战
　　7月的北戴河,领导人半天工作,半天休假。这年夏天,在北戴河进行了一场连续一周的桥牌大战。邓小平搭档聂卫平,对阵万里和北京友谊医院院长诸寿和,每天下午打,晚饭后接着打。
　　在聂卫平看来,他的这位搭档叫牌偏冒,往往出人意料地打一个很大的约定,但最后证明大多数是可以打成的。那次的桥牌大战是一边倒的。几天下来,万里和队友几乎没有赢过。聂卫平心下不忍,故意放水,让对方大赢一局。邓小平很不高兴地说,小聂,你创世界纪录了,还宕了六个!
　　一天下午,他们正在打牌,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副组长进来请示中英谈判之事。聂卫平等马上知趣地回避了。来者带来了中方谈判小组的建议:在设立中英联合委员会这个问题上,方式可以更灵活些。名字不叫委员会,改成小组；写清楚不干预香港政府的日常行政事务,只解决涉及香港平稳过渡的有关问题；小组在1997年回归之后再存在两年,以给英国人一点面子。邓小平稍微考虑了一下,说:可以!你们按照这个想法去争取实现突破。
　　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在北京草签。离邓小平提出期限的日子,正好两年。
开放才是硬道理
　　10月1日10点整,庆祝国庆35周年典礼开始。身着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走下天安门城楼,乘坐敞篷红旗检阅车,驶出天安门,沿东长安街,检阅了受阅部队。检阅完毕,邓小平返回天安门城楼,胡耀邦、李先念和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热烈鼓掌,他含笑举手致谢。
　　后面的故事人尽皆知,阅兵之后举行的群众游行中,北京大学的学生们自发打出横幅——“小平您好”。没有人会怀疑,此时的邓小平,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公众心目中,其地位和威望都如日中天。
　　国庆过后,10月8日,胡耀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传达了邓小平对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决定》第七稿的电话意见:“文件看过了,写得很好,政治局会议我就不参加了。”《决定》中最重要的是一句话:“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即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有的政治智慧和划时代突破,都体现在这个从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来说也许并不成立的等式里。
　　如果把计划经济比作鸟笼,这个鸟笼该有多大、怎样才合适,中国决策层中最懂经济的人算不出,用当时刚研制成功的“银河”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也算不出,但对经济问题是“外行”的邓小平,却用他特有的直击事物核心的思维方式,删繁就简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关键:开放。只要打开鸟笼,鸟自己知道该如何飞。
　　所以,因了邓小平和那些与他一起立于改革大潮潮头的人们,在中国现代化的日历上,1984年绝不是微不足道,而是极其重要。(原载《中国新闻周刊》,作者刘诗昆,著名钢琴演奏家、叶剑英元帅二女儿叶向真前夫)
　　邓小平在1984年第一次视察深圳经济特区
　　如果把计划经济比作鸟笼,这个鸟笼该有多大、怎样才合适,中国决策层中最懂经济的人算不出,用当时刚研制成功的“银河”亿次巨型电子计算机也算不出,但对经济问题是“外行”的邓小平,却用他特有的直击事物核心的思维方式,删繁就简地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关键:开放。只要打开鸟笼,鸟自己知道该如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