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09版:揭秘-2017年09月01日

家庭教育自古重视
官学兴起于西周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古代已经出现了官学。因为周代建立的宗法制度需要通过一定的教育制度加以维护。大体说来,西周时期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
　　“国学”是设在周王朝都城和诸侯国都城的学校,供大贵族子弟就读；“乡学”是各地设立的地方学校,供普通贵族子弟就读。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控制,培养贵族子弟,这就是史书上所说的“官学”。
　　能上官学是当时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比如,从汉代汉武帝开始,到公元一世纪末的王莽掌政时期,国家最高学府“太学”就广为发展,只招收六品以上的官员子弟。
　　公元278年,晋武帝在太学之外,又设立更高一级的“国子学”,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入学。公元六世纪,隋文帝改国子监为“国子寺”,唐代沿袭旧制,在国子监下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等不同类型的学校,称为“六学”。
　　六学之中,国子学地位最高,吸收三品以上官员子弟入学,太学吸收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其他则吸收低级官员子弟。
据凤凰网
　　人的成长受到家庭、学校、社会三种环境的影响,其中家庭环境的影响尤为重要。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血缘文化,在圣贤先哲们看来,治家是治国的基础。清代官场上流传一句谚语,叫做“莫用三爷,废职亡家”。这里所说的“三爷”,指的是三种人,“子为少爷,婿为姑爷,妻兄弟为舅爷”。“三爷”未必才无可用,但居高位者决不可将之委以重任,因为这些人“内有嘘云掩月之方,外有投鼠忌器之虑。威之所行,权辄附焉；权之所附,威更炽焉”,他们往往会倚仗自己亲属的权力,狐假虎威,残民以逞,“通贿赂,变是非”,“弊难枚举”。
　　明朝有名的廉吏王翱,一生历侍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五朝。他为官清正,对家庭成员也要求甚严。王翱的女婿在京郊做官,想调到京都,王夫人疼爱女儿,又深知丈夫的脾气,于是准备了酒席,想趁王翱高兴畅饮之际提出调女婿入京之事。不料,王翱听后勃然大怒、寸步不让。当时的皇帝非常欣赏、信任王翱,王翱的孙子便想利用祖父的影响一试科场博取功名。知道此事的王翱态度强硬,坚决反对。身为父亲、祖父,王翱的做法也许少了些亲情,但他遵循“以身立教”的原则,树立起了不徇私情、清廉治家的榜样。　　　　　　　据《新湘评论》
　　游学是中国古代比较常见的教学方式,分为教师周游讲学和学生出外游学两种。纵观历史,尽管历代对游学的政策不同,但游学现象在先秦到清朝的历代史料中仍有所记载。孔、孟、荀等大教育家都曾在周游列国中教育学生,战国时期的权臣养士,士人游学以结党盛行一时。西汉经学家郑玄也是“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地”。
　　宋代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其文武失衡的悬殊,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匹敌。游学在当时是非常流行的讲学和求学方式。京都及江南一带,成为众多游学之士汇聚的中心,官学和民间私学的游学都普遍流行。
　　宋儒读书,多以功名利禄为先念,很多人为了得到出仕的机会,游历天下,结交权贵,形成了大规模的游学之风,这种风气对游学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求知与求仕的动机一样,是儒士希望通过游学改变自身的处境,反映了儒士们对生活、理想的追求。
　　汉魏时期的北海朱虚人邴原,自小聪明好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深感单从书本上学知识不够用,于是他想到了到外地游学来拓宽自己的知识面,顺便扩大一下朋友圈。邴原本是个很喜欢喝酒的人,有终日不醉的海量。然自从他开始游学之后,因为怕嗜酒会耽误学业,竟整整八九年间滴酒不沾。
　　其间,每当游学结交的好师友们设宴款待他时,他总是托辞自己不会喝酒。就这样,通过多年四处求学,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在避乱辽东期间,由于他的学识渊博,“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返回家乡后,他又设置学堂,“讲述礼乐,吟咏诗书”,创立了以品德高洁著称的邴原学派,并被世人誉为“国之重宝”。后被曹操发现,征召他为丞相征事,后来又采纳别人的建议,批准他“代凉茂为五官将长史”。由此可见,一边学好知识,一边坚守情操,不改初衷,才是游学的至高境界。这个故事的典故,叫做邴原戒酒。　　　　　　　　据《北京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