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9版:人物-2018年04月27日

　　她记得自己当选人大代表的那天,村上请了唢呐队,村民们用拖拉机给她拉来了一块大匾,绕着县城转了一圈。家里院子里站满了很多不认识的前来道贺的人,烟花放到了半夜。有人说,陶晓侠当上人大代表,村民们比村里人当上县委书记都高兴,因为她是个好人。
　　爱管“闲事”的大侠
　　陶晓侠说自己最大的爱好是“管闲事”,一辈子都改不了。
　　村里谁家的儿媳妇不孝顺,她就到别人家里帮忙评理。春天杨絮太多,她就把政府告上法庭,起诉他们规划有问题。她甚至在网上发帖举报自己的丈夫,因为身为村干部的丈夫动手打了村民。
　　各种各样的“闲事”带着她撞了各种各样的“南墙”。从村委会,到市政府,直到省检察院,她都去“闹腾”过。
　　她曾被当地媒体报道为“致富能手”“无衔村官”,频繁在电视上露脸。
　　现在,她是安徽省太和县“桥南驾校”的接待员,负责学员报名、考试。
　　她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各类驾照的报名价目,还有几张驾校的宣传广告。广告中间夹着一面锦旗,上面印着“巾帼英雄,为民请命”的金字,落款是“安徽五青年冤案”的5名被告。几天前,“涡阳五周杀人案”在安徽省高院宣判无罪时,其中一位被告人对媒体说:“如果不是大姐(陶晓侠),我们怎么会有今天。”
　　1996年,涡阳的5名周姓男子被指控杀害一名同村女子,5名被告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15年有期徒刑。
　　从2001年开始,陶晓侠就不断把这两起冤案的材料带到阜阳、合肥,甚至北京。那时她是阜阳市的人大代表,她寄材料留下的快递单子加起来有“一米多高”,“上访”攒下的机票火车票“足足装了一个旅行包”。
　　“五周杀人案”平反的第二天,“五青年冤案”的两个被告人来找她,商量追责的事。“大姐人如其名,是真正的女侠。”张发达坐在办公室的破沙发上,对记者说。
　　他不知道,陶晓侠原本并不叫这个名字。
　　以前她叫陶韵美,在村里上小学。那时她十几岁,比别的小孩都大,总在学校打抱不平。有一次校长让爱打架的学生在操场上罚站,结果只有陶晓侠一个女生。
　　校长数落她,说没有哪个女生像她这样,不如叫“陶大侠”。没过多久,她真的把“侠”改进了自己的名字。
　　她的名声不单在学校流传。15岁时,大队买回一辆手扶拖拉机,男人们都不敢开这台新机器,陶晓侠一屁股坐上去,成了生产队里的第一个拖拉机手。邻村人来闹事,她就带着村里的年轻人“一路打回去”,直到对方赔礼道歉。
　　她在兄弟姐妹里排行老大,为了养家,16岁就冒着“投机倒把”的风险去外地贩黄花菜。那时她骑自行车到200公里外的宿州,把买回来的黄花菜捆在被子里,带回家卖。后来她拉过板车,开过裁缝店,回收过啤酒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她在颍河上开了县城的第一家码头,整船的煤炭从上游运回来,充实了她的腰包。
　　1990年,她盖起了村里的第一栋二层小楼,因为爱唱歌,她跑去上海买回一套卡拉OK,县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被吸引过来,她那1万多元的高档音响几乎每天都能传出震耳欲聋的声音。
　　那段时间,陶晓侠仍然没有停止自己的爱好:自掏腰包给村民装变压器,给没人管的老人盖房。村民也喜欢找她调解矛盾,有困难就找她帮忙。
　　她的荣誉也越来越多,“科技致富带头人”“阜阳好人”“乡村女侠”接连出现在她名字前。
“人大代表”成为转折点
　　最开始,陶晓侠甚至不知道自己如何当选上的阜阳市人大代表,也不知道人大代表要干什么。第一次开会时,她领了一本《代表履职手册》。她记得自己看到“一府两院受同级人大监督”,“人大是各级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时,整个人愣了半天。她完全没有想到,这会成为自己人生的转折点。
　　这让她在“爱管闲事”的路上变得更加“肆无忌惮”,“闲事”也从过去的家长里短逐渐延伸到“找政府茬儿”和“帮人伸冤”。
　　后来她受人所托,去调查一起当年在太和轰动一时的故意伤人案件,调查正在往下深入时,她的丈夫却忽然被公安机关带走,理由是涉嫌参与了她正在调查的案件。
　　两个月后,她收到丈夫从看守所传出的一封信。丈夫张合告诉妻子“不要再告别人状,否则会毁掉你我、孩子和家庭”。“如果你听话,我就会有好消息。”张合在信的结尾写道。
　　她想让丈夫早日走出看守所,但不是通过“向强权低头”的方式,而是要澄清一切,还丈夫清白。
　　这个只认“道理”和“正义”的女人买来“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坚持“法律的事就通过法律解决”。因为只有初中毕业,两部法律里有不少不认识的字,她就买回一本《新华字典》。后来,这两本法律书都被她翻到散页,里面的法条她可以张口就来。
　　她到阜阳给丈夫请律师,在那里听说了“五青年杀人案”和“五周杀人案”,发现他们“比自己更冤”。
　　“大夏天她戴着一个斗笠,上面还挂了层面纱,搞得像个大侠。”律师余鸿飞还记得第一次见到陶晓侠时的样子,“她说警察正在抓她,不能让人认出自己。”
　　那段时间,余鸿飞经常接到陶晓侠的电话,被对方问一些“业余”或者专业的法律问题。
　　见过律师后,陶晓侠说控制不住自己,又把精力放在了两起“比自己更冤”的案子上。她开始在全国到处跑,找人大代表联名签字,为正在服刑的被告人伸冤。
　　“她整天不进家,到处跑着告状。”张合抽着烟,语气缓慢。自己在看守所的那年,家里的养殖场没人管,等他出来后,“几千头猪已经死光”。
　　刚刚在北京体育大学读完大一的儿子选择了退学。陶晓侠跑去北京,任凭怎么劝,儿子都不愿意再上下去。
　　提起儿子,她就会忍不住哽咽,说自己对不起儿子。哭过之后,她又会说:“啥事都改变不了我,我就是不能看到不公平的事。”
　　经过无数次没有结果的等待后,陶晓侠终于见到了安徽省人大的领导。她向对方“哭着讲了一个半小时”,提出“要想公正,案子必须异地审理”。她的建议被采纳,最终检察院以“情节较轻”为由,对张合作了不起诉决定。
　　张合走出看守所时,已经在里面蹲了1年多,从180多斤瘦到120斤。这个沉默的男人从来不抱怨自己的妻子,只有喝醉酒时,才会说出“要不是你乱告状,我怎么会受那么多罪”的话。
　　她记得有次在阜阳市两会的小组讨论上,她提前坐到市检察长的对面。检察长对小组作了工作报告,提到当年“批捕7000多人,最终判决1000多人”。
　　轮到陶晓侠发言时,她质问检察长竟然敢拿着这样的数据当成绩,然后列举“刑事诉讼法”里关于批捕的条件,怒斥对方这样的数据就是在枉法。“有多少家庭因为你们随意批捕受到伤害?你们是什么检察院!”陶晓侠说她越说越控制不住自己,记得自己最后激动到站起身,握紧拳头,浑身都在颤抖。随后,她拿出冤案材料,对着检察长一句句念完。会场内的70多位代表鸦雀无声,检察长全程低着头,没有一句回应。
　　会后,她得到了一个外号:陶疯子。县委书记找到她,让她“下次别再这样,检察长明年都不好意思来咱们团了”。
为别人上访的“上访户”
　　在人大履职的那5年里,她养成了每天只睡4个小时的习惯。养殖场垮掉后,她买来几辆卡车,做起了运输生意。白天她打理车队的事情,管管“闲事”,晚上回家后就开始研究冤案材料。
　　“整个卧室,桌子上、床头上堆得全是档案袋。”张合语气平淡,他被关在看守所时,刚好隔壁牢房里就有“五青年杀人案”的被告人之一张虎。他说自己很清楚他们在里面受过的罪,也知道蒙受冤屈的感受。老婆为人喊冤,自己“多少也是支持的”。
　　2006年,人大代表任期结束,陶晓侠没有连任,她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驾校。与合伙人决裂之后,她又开了一家“陪驾学校”,但被之前的合伙人举报无证经营,最后法院以“非法经营罪”判了她两年徒刑,进了监狱。逮捕她的那天,她车的后备箱和后座上,塞满了各种冤案的申诉材料。
　　刚刚走上正轨的家庭再次崩塌。丈夫开始酗酒,正在南京审计学院上学的女儿一气之下,像哥哥一样退了学。
　　即使在监狱里,她还整天帮别人写申诉材料。出狱后,她比之前更不着家,到处找领导反映情况,成了一个为别人上访的“上访户”。
　　家人对她彻底失去了信心,丈夫相信了这就是她的“本性”,不可能扭回来。后来,她主动提出离婚,她怕自己哪天再连累这个男人,“再进去他就毁了”。
　　提到未来,父子二人淡淡一笑。他们甚至对未来不抱希望,坚信她会一直这样“胡搞”下去。沉默片刻后,两个男人别开脸,眼睛湿润。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