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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乾隆主演的“捉妖记”近报 新闻 时间:2017年08月25日 来源:近报
  
清末,北方,炕上睡觉的一家子。
清末,描绘上海衙门审案的场景插图。 国家之大,事务繁多,乾隆日理万机,却在叫魂事件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这无疑暴露出他内心的深切焦虑。 而妖术与发辫联系起来,就不再是单纯的巫术。乾隆当然不相信世间有巫术,但作为统治者,他必须想多一点、看远一点,毕竟这事关大清社稷、他的皇位,丝毫马虎不得。 塌桥引出“叫魂”恐慌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初,杭州府辖德清县的东门城桥水门坍塌了。附近的海宁县石匠以及仁和县石匠都前来竞标这个重建工程,最终知县把工程交给了来自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 1月22日,吴东明就开始带领他的施工队在德清修水门。刚开始一切都很顺利,到了3月,工程进入了打木桩入河的阶段,为使桥基稳固,工人们需要把一根根木桩深深打入河底。 到了3月26日,吴东明发现工地上的米已经不够了,只好抽身赶回30里外自己的家乡——运河岸边的商业重镇塘栖买粮。当他回到家时,乡亲们告诉他,有个名叫沈士良的人想找他帮忙。 沈士良是个农夫,时年43岁,跟两个侄子住在一起。这两个侄子经常欺负沈士良,骗他钱财,虐待他母亲。有人告诉他德清在重修水门工程,而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也就是传说中的“叫魂”,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的人,非病即死。 吴东明根本不认识沈士良,当然也没有这种特异功能。但他听过“叫魂”的传说,生怕牵涉其间,就找来当地保正(相当于乡长)把沈士良扭送到德清县衙。知县一通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二十五大板后才许开释。 然而更离奇的是,当时吴东明的副手郭廷秀,也遭遇了类似的事。3月25日,在吴石匠还未回家买粮之时,一位名叫穆方周的采药人找到了郭廷秀,希望郭廷秀把一个纸包植入桥桩后打入河里。而采药人这样做的目的,却是想陷害郭廷秀——一旦他这么做,这个采药人就能以此为证据把郭廷秀当作兴风作浪的“妖人”送进官府,从而邀功请赏。 郭廷秀显然也明白“叫魂”的严重性,他识破了对方的阴谋,揪住他,把他拖到了县衙门。这个采药人因为无事生非而受到重杖,并带枷示众。 “叫魂”和“剪发辫” 但官府这样的处理办法,完全没法遏制谣言的传播。“叫魂”的妖风愈刮愈烈,各种小道消息四散传播开,在周边州县的眼里,德清人成为了邪恶的存在。 四月初,德清人计兆美帮人办丧事多喝了几杯酒,家人认为他在外面赌钱,打他,他便从家中出逃到了杭州。4月3日,他来到离西湖不远的静慈寺前。路人对他的口音起了疑心,问他是不是德清来的。计兆美只好承认。恐慌的围观群众把他送到当地保正家中,拷打他从实招来。计兆美已是伤痕累累,便胡诌出一个故事,说他确实是来叫魂的。 第二天,计兆美被送到钱塘县衙门,继续审问。计兆美想起他听说过的有关德清县东门城桥水门工程的种种谣传,还有那个为首承办的石匠是一个叫吴什么的。他便说自己是受这个吴石匠的指使。于是,石匠吴东明即刻便被押到了钱塘县衙门。计兆美却认不出吴东明,他胡乱编造的故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然而,民众对于妖术的恐惧,却没那么容易消散。4月8日傍晚,在与杭州隔河相望的浙江萧山县,巨成和尚与净心和尚结伴去化缘。两个男孩在街上玩耍,其中一个看到巨成的化缘钵上刻着名字,便大声读了出来。 巨成很惊讶,便问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等你当官以后,可不要忘了我。”巨成的本意是结个善缘,然而孩子的父母却以为他这是在“叫魂”。一阵殴打后,两个和尚被送到了萧山县衙门。 在这里,另有两个和尚也因为涉及叫魂案件被送了进来。他们是正一和尚与超凡和尚。他们俩是县衙的蔡捕役外出巡逻时抓进来的——蔡捕役发现正一的行李箱内有可疑物件:三把剪刀、一根用来扎辫子的绳子。 于是,这四个和尚便被当成了剪人发辫、窃人灵魂的犯罪同伙一起被押上了大堂。在当时,头发是人体精气所在,自然也可以用来叫魂。就这样,“叫魂”便同“剪发辫”这项被视作反清的政治罪联系起来。 在大堂上,知县出示了蔡捕役带来的证据:四把剪刀、一根扎辫子的绳子、两小段辫子。但这其中多出来的几样证据,是蔡捕役假造的。原来,蔡捕役抓到了正一,本想敲诈些钱财,但正一却坚持不给。蔡捕役便去找了一撮旧头发编成辫子,连同自己的一把剪刀,放进正一的行李箱。他却没想到,到了大堂正一依旧不认账,还揭发了他的把戏。蔡捕役只好招出此事是他作弊,此案也不了了之。但叫魂的谣言还是沿京杭大运河北上,传到江苏、山东。 6月16日,山东泰安,一个落魄的读书人韩沛显将一个孩童的发辫剪了,在被抓住审问时供出,这是一次有组织的叫魂事件,其中江苏海州的明远和尚是主犯。 6月末,山东济南,官府抓到了蔡氏和靳氏两个乞丐,他们剪人发辫,被怀疑是在叫魂。蔡氏供出的主犯是僧人通元,靳氏供出的主犯是算命先生张四儒和僧人玉石。 乾隆亲自上阵 在江浙一带的督抚们看来,这几起叫魂案件荒诞不经,完全是无知民众的庸人自扰,再过上一段时间谣言就自己消散了。但乾隆这个当皇帝的,却并不这么看。 尽管官员们没有告诉他,他还是从自己的秘密渠道获知了此事。7月25日,乾隆发出上谕,下达给浙江、江苏及山东省的官员。乾隆相信,虽然这些谣言“甚为荒诞”,但很有可能是有人在恶意散布这些流言。所以,他要给各省督抚敲个警钟。 反应最快的是山东巡抚富尼汉。事实上,在乾隆发出上谕之前,他就从他在宫中的眼线知道了乾隆已经开始关注此事。所以,他必须在乾隆有所行动前,抢先报告并采取行动,才能使他免于欺君罔上的罪名。 他很快投入了清剿行动,并于7月24日向乾隆上奏折说,破获了几起大案,他还言之凿凿地说,这些人不是在散布“荒诞”流言,而是在尝试真正的妖术。在他看来,妖党的最终目的是谋反,就得先在公众中制造混乱。 然而其他地方大吏处理叫魂事件与乾隆的态度并不一致。江苏、浙江、河南、安徽等地督抚,是叫魂案影响最大的地方,他们之前隐瞒了数起案件,乾隆早就对此极为不满了。现在他们在乾隆的压力之下,有的补充报告了之前发生的叫魂案,有的到10月报告了新发生的数起案件。 至于陕西、湖北、湖南等地督抚,他们在10月份也上报了一些不太严重的案件。有趣的是,督抚们的响应程度,似乎可以看作是一幅以北京为中心的圆,向外影响效果依次递减,这正是“天高皇帝远”的鲜明写照。 事实上,这时的乾隆已经将叫魂与叛乱联系在一起。从8月到10月,根据《清实录》的记载,他听取叫魂事件汇报和作出决策的记载极为密集,这显示他正亲自指挥这场清剿行动。 乾隆不仅命令将直隶、浙江、江苏、山东等主要叫魂案交由军机大臣直接审理,涉案嫌犯、证人等解往北京、承德,而且仔细阅读军机处、地方官报上来的审理报告等,甚至对细节问题提出质疑和作出指示。 国家之大,事务繁多,乾隆日理万机,却在叫魂事件花费如此多的精力——这无疑暴露出他内心的深切焦虑。虽然此时清朝建国已有100多年,但是清朝初年剃发、易服等强制行为激起的满汉冲突,以及亡明遗党曾经不屈不挠地反抗,甚至到了乾隆继位,民间也依然流传着“反清复明”的口号,这使得乾隆一直保持着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经。 而妖术与发辫联系起来,就不再是单纯的巫术。乾隆当然不相信世间有巫术,但作为统治者,他必须想多一点、看远一点,毕竟这事关大清社稷、他的皇位,丝毫马虎不得——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手下的那些官员完全是不称职的。 各省官员态度敷衍 但在处理叫魂案时,地方官几乎都以它们是孤立事件来对待,几乎没有官员会认为这与政治阴谋、叛乱有关。各省官吏对叫魂事件的基本态度,就是敷衍。 首先是拖延隐瞒,密不上报,在故作不知中寻求安全。如果乾隆从其他情报渠道获悉此事,那就赶紧上报说正在加紧追查,采取了诸多手段,然而还没抓到。如果乾隆继续施压,那就抓几个替罪羊,糊弄过去。 河南巡抚阿思哈就是其中代表。他先是报告说,他采取了行动,现在这里事态好转、形势稳定,本省并没有发生叫魂案。乾隆朱批回复说,直隶等都有,独你省无?阿思哈只好又报告说,又经严查,发现16起。乾隆朱批说,果然不出所料。实际上,这是一场情报战——乾隆前一个批语意味着乾隆怀疑或有途径已知河南发生了割辫案,因此,阿思哈只能被迫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 除了拖延隐瞒,官员也会钻皇帝的空子。因为乾隆曾明谕各地官员要打破地域限制,为了查明“叫魂”案可跨区合作。因此,很多官员选择离开自己辖区远赴他人辖区与其他官员联合办案。这就是“用人数来赌安全”了:几个官员一同上奏,说调查没有收获,皇帝总不好一起处罚。 线索是不真实的 显然,这样敷衍还是有风险的,但是这些官员还是坚持不肯参与。原因在于,他们这些老油条,实在太熟悉官场的把戏了。他们意识到,皇帝让他们去追查的那些山东剪辫案得出的主犯,十有八九是不靠谱的,必然是山东巡抚富尼汉迫于皇帝的压力,严刑逼问来的,而逼问来的线索也必然是疑犯屈打成招,编造出来的。而就算不屈打成招,还有迫于压力的底层官吏来“负责”谎报案情、制造伪证、捏造证词。那么,还有什么必要费力气去查? 但是,有“护身符”的官员毕竟是少数,那些想不出办法不参与“游戏”的官员,只好吭哧吭哧地查案子。 根据富尼汉提供的线索,8月底,安徽宿州,乞丐张四被抓,经确认是主犯张四儒。10月4日,浙江巡抚永德奏报浙江捉妖情况,他发现了一个跟主犯通元和尚同音的和尚。这些疑犯被押送进京,由军机处负责审问。结果发现,线索大多是不真实的,疑犯多数是无辜的。 这时的乾隆,就进退两难了。是他发起了这场清剿运动,然后部分过于“积极”的官员们给他传递了错误的信息,让他确信叫魂妖术是谋反的幌子,于是下令全面清剿。但成果却让人尴尬,造成了不少冤案。如果要继续追查下去,全国性的大恐慌很可能会越演越烈。 至此,乾隆也无法再继续追查叫魂案了。11月3日,他降旨停止对叫魂案的清剿。这个事件到此基本结束。 但是,乾隆并不承认叫魂案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他始终坚持首恶罪犯确实存在,而他们的逍遥法外则是由于各省的失职。现在已是惩罚失职官员的时候了。 乾隆指出,“江浙督抚养病遗患”,应由吏部“从严议处,以正纲纪”。这是他对江浙一带的督抚们此前试图掩盖案情的报复。 而作为一种平衡和妥协,一些低级官员也遭到弹劾,不少官员的仕途因此毁于一旦。如徐州知州邵大业,以善于治水著称,治水政绩斐然,但因他在一个卖唱乞丐的叫魂案中负有责任,被贬到一个边远的地方担任军职,不几年便死于任所。 至于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的富尼汉,他的第一份报告导致乾隆误判,引发了清剿行动升级,而他上报的“大案”经军机处审理均为冤案。他受到的处罚是:被贬为山西布政使。富尼汉没有受到更严厉的惩罚,这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体现的是皇帝的意志。 据《看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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