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频发生的事故

近报 新闻    时间:2018年01月19日    来源:近报



  频频发生的事故
  2017年1月14日,在万龙滑雪场,来自北京的大一新生胡杨在滑雪过程中摔倒,造成了全身8处骨折,几块腰椎严重损伤。医生告诉他,只差一点点,他就将难逃瘫痪的厄运。就在他摔伤两天后,2017年1月16日,同样在万龙,北京大学一名女研究生在练习旗门技术时失控,撞入树丛后不幸身亡。两天后,在距离万龙35公里的太舞滑雪场,一名10岁男孩在中级道滑行时冲出雪道,坠下山崖。
  公开报道显示,2015年2月16日,一名16岁的女生在北京南山滑雪场滑雪时摔倒,头部撞到一根支撑防护网的立柱,造成特重型颅脑损伤,两天后,抢救无效离世。2017年2月10日,山东省临沂市茶山滑雪场,一名9岁女童搭乘魔毯上坡时跌倒,头发和手臂被卷入了正在运行的传送带中,她的肋骨断裂后刺破了内脏,最终不治身亡。
  如此密集的事故令人震惊。但是,对于滑雪事故所造成的伤亡,国内尚无权威统计数据。沈阳工业大学辽阳校区体育部副教授朱东华曾独立对国内70家滑雪场进行了调研。结果显示,国内滑雪受伤与死亡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2008年至2011年间,因滑雪导致重度受伤的人数从最初的72人上升至156人,平均每年增长10%;死亡人数则由5人增至26人。
雪场“大跃进”
  逐年上升的事故率背后,是日渐壮大的中国滑雪产业。1996年,全国只有9个滑雪场,会滑雪的人不足1000人。而据《中国滑雪产业白皮书》,中国滑雪场在2016年已达646家,比2015年增加了78家,增幅13.73%;滑雪者从上一年的1250万人次增长到1510万人次,增幅20.8%。
  北京卡宾滑雪集团卡宾雪行天下滑雪场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改华对此感触颇深。作为中国最大的滑雪场规划设计品牌,2013年成立时,卡宾一年会接到200余个雪场规划、建设的咨询,但从2015年起,以年均100%的增幅上涨。客户中有小到造雪面积2万平方米以下的戏雪乐园,大到50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雪场,最主流的是建设15万至30万平方米左右的雪场。魏改华告诉记者,这几年,最明显的趋势是50万平米以上的大项目越来越多,建设速度也在加快。以2016年开业的崇礼富龙滑雪场为例,从开始动工到实现造雪面积达到75万平方米,只用了3年时间。
  没人怀疑,这个趋势会持续下去——自80年代末国家提出“北冰南展、北雪南移”的发展方针,到如今“三亿人上冰雪”的号召,在冬奥会带动下,滑雪场从集中在东北、华北转为在全国“遍地开花”。2018年1月,广西桂林的天湖滑雪场将正式开业。据报道,西藏体育部门也计划在拉萨建成一座国内海拔最高的滑雪场。
  “这股风潮有好的地方。但当大家都觉得滑雪能赚钱,就容易进入一种不理性的状态。”崇礼第一家滑雪场塞北滑雪场创始人、旅游策划专家郭敬说,许多投资人因为缺乏科学规划和基本论证,盲目跟风,雪场建成后才发现受气候条件所限无法造雪,只能以失败告终,河南驻马店、浙江温州,都有类似情况;还有一些地方,为了建雪场,不惜劈山或用土堆出雪道,对山形地貌的改变很大,有的地方为建雪场砍掉了成片的竹林,反而导致区域小气候发生改变,无法人工造雪、存雪了。
  缺乏科学规划的盲目投资也埋下了安全隐患。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一些小型雪场匆匆上马,为了降低成本,设施简陋,在选址、场地建设、安全保障等方面也不符合条件,坡度不合适、雪道过窄及不及时维护等,都是常见问题。
防护与救援
  胡杨庆幸他最终停住翻滚的位置,距雪道边缘尚有几十厘米,力量再大一点儿,他就可能冲出雪道,滚到落差七八米下的另一条雪道上。不是所有人都如此幸运。在太舞滑雪场遇难的那个10岁男孩,被发现时,正躺倒在雪道右侧的斜坡之下。事后,孩子父亲关先生在网上发表文章,声讨滑雪场存在的种种安全隐患。
  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安全防护网的设置。2005年公布、2013年第一次修订的《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第28条规定,“明显危险源暴露地段”“雪道一侧陡峭地形段”应加装安全网;“安全网要求高1.5到2米,一般为橘黄色,立柱要求有弹性;安全网与障碍物间要求一定安全距离”。
  关先生指出,儿子出事的地点地势陡峭,山崖下裸露着乱石、木块等危险源,雪场没有在雪道两侧加装安全网,只安装了由钢架、木条组成、不具缓冲能力的护栏。人一旦撞上护栏的金属立柱,会造成严重伤害。而且,栏杆下侧与雪面留有1米多高的空隙,事后勘察,儿子正是从这一空隙中冲出雪道,坠落山崖。
  根据功能、网孔和抗拉强度等参数的不同,雪道安全网分为A、B、C三种,通常为聚乙烯材质,主要起到保护、警示、导向和阻拦的作用。但关于是否必须在雪道两侧安装防护网,业内也存在争议。但在接连发生滑雪事故后,2017年2月,河北省体育局出台了《河北省滑雪场所安全管理规范(试行)》。据了解,目前崇礼各雪场已按要求在不同地段架设了安全网,覆盖率基本达到90%,有的危险地段则加装了两层。
  而在2017年10月第二次修订的《中国滑雪场所管理规范》中,虽没有对安装安全网提出强制要求,但增加了“安全网对保护滑雪者至关重要,滑雪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架设安全网”的字样,同时增加了架设安全网的危险地段建议。
  但安全网只是防止事故的手段之一。国外滑雪场为确保安全的细节还有很多。比如,大部分美国雪场为滑雪者提供RFID(无线射频识别)信息身份卡,能够记录滑雪者相关信息和在雪场的活动情况,一旦发生事故,可凭RFID身份卡查询滑雪者的活动路线等相关信息,便于搜寻和救护。有些国外滑雪场还在容易发生危险的雪道设置慢滑区,防止速度过快发生意外,并有雷达测速装置,一旦滑雪者超速,专职雪地警察便会发出警告,情节严重者会被没收滑雪卡。
  受访者还普遍承认,国内雪场在救援服务上与国外仍有较大差距。刘仁辉说,几年前,他带领解放军滑雪队在奥地利Hintertux冰川雪场训练,一位队员滑行时撞上了一名教练,两人都受伤无法动弹。十几分钟后,巡逻的直升机和救援队发现了他们,直接将他们送到了医院。
  在中国,尽管按照规定,各雪场都配备了巡逻救援队,但也缺乏统一的标准和操作规范,救援水平参差不齐。在太舞滑雪场的事故中,关先生曾抗议雪场救援存在严重问题:孩子的头盔撞裂,头颈部严重受伤。救助这类伤者时理应先固定头颈部后再移动,但在救援过程中没有采取相应的固定措施,孩子被直接抬到充气船上,一路由雪道滑下山。这一过程中的颠簸很可能造成了二次伤害。救援录像显示,孩子刚被发现时,还有呼吸,还能喊疼,到达山下救护车时,已没有生命体征。胡杨的救援也存在同样情况。他回忆,在将他送医的运送过程中,没有进行固定或急救措施,对伤情的初步判断,最后靠的是目睹他摔倒过程的雪友拍的照片。
被忽视的教练
  在滑雪运动起步较晚的中国,本应承担教育、培训作用的滑雪教练却一直被忽视。直到2013年1月,国家体育总局颁布《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管理办法》,才将滑雪列为“高危运动”,要求“经营者应当保证经营期间具有不低于规定数量的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社会体育指导人员和救助人员应当持证上岗。”“严格意义上讲,从那以后才有针对雪场的管理规范。”北京滑雪协会主席李晓鸣介绍说,也是从2013年起,才有明确规定要求雪场必须具备5名以上持证上岗的教练方可开业。
  在国内,要成为一名滑雪教练,要获得“社会滑雪指导员”资格认证。这是一个由人社部和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从业资格证书,许多“半路出家”的教练培训几天就能通过考试。对于他们来说,自身水平有限,“教学方法”更无从谈起,有的自己技术过关,却不知如何讲解、指导;还有的,索性就是以“推、拉、扶”为主。
  魔法滑雪学院创始人张岩从事雪场管理和滑雪培训多年。他告诉记者,他们曾在北京周边雪场做过调研,100个滑雪者中,大约只有10个人会请教练。“剩下的90个人绝大多数并不会滑雪。不请教练,一是觉得价格太贵,二是觉得就算花了钱,也没有得到很专业的教学。”张岩认为,这与中国滑雪培训市场缺乏统一的规范有关:过去,滑雪人群少,教学案例不足,无法形成一套适合中国滑雪人群特点的教学体系,教学效率也不高,常常是一对一指导,但又没人监督教学质量。
  在李晓鸣看来,这也是中国滑雪产业处于发展初期的表现。“早年的大众滑雪爱好者,大多是自学成才。”他说,大家没意识到这是一项需要正规培训的运动,国家也没有明确制度要求雪场必须有“持证上岗”的“正规教练”。
  富龙滑雪场总经理张力涛则从经营者的角度指出,和国外滑雪学校独立于雪场的模式不同,国内绝大多数滑雪学校隶属于雪场。滑雪是季节性很强的运动,雪季结束后,教练团队就解散,入冬后再重新召集,缺乏长期性和稳定性,也缺乏稳定的收入。“教得好的,今年在这里,明年可能就换地方了。”
习惯以“能滑下来”为标准
  2017年初,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对过去3年因滑雪导致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进行统计后发现,九成以上的受伤者是初学者,多为雪龄低于两年的初滑者。他们大部分是在未经专业指导或训练的情况下自行进入中高级雪道,导致自己受伤或撞伤他人。在这些案件中,伤亡者以80后、90后为主,伤情程度普遍偏重:七成以上的受伤者落下伤残,除脚部、腿部、臂部关节错位或骨折外,严重者表现为面部及齿冠严重受伤,头部骨折等。
  多位业内人士分析,中国滑雪运动事故高发是因为滑雪运动近年来迅速扩张,而滑雪者又多以初学者为主,尚没有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使得滑雪运动在中国的危险系数感觉上比国外高出不少。刘仁辉说,“举个例子,想开车必须要先学会交规,但滑雪却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这相当于让不会开车的人开车上路。所以不是高速路修得不好,而是滑雪的人意识、技术有问题。”
  研究显示,佩戴头盔可以降低30%-50%的头部受伤概率。根据NSAA的统计,虽然没有强制佩戴头盔的规定,但如今全美滑雪者中有80%都会佩戴头盔,9岁以下儿童佩戴比例更是达到93%。“头盔是保命的,别的地方摔了都能治,头摔了就完了。”张岩回忆,过去在崇礼,中国滑雪者几乎没人戴头盔。2015年的一次事故后,崇礼所有雪场强制要求“上缆车必须戴头盔”。“一开始还有人骂,但实行两年来,大家都认同戴头盔了。”
  滑雪圈也有公认的“交规”,即国际通行的《滑雪者行为及安全守则》,其主要内容是:“总是保持控制,能够停止或避让碰撞他人或物”;“前方滑行者具有优先权,后面的滑雪者有责任避让他们”;“禁止在阻挡雪道的位置停留,禁止在从上方看不到的位置停留”等。
  这些规定虽然在中国各个雪场也四处张贴,但初学者并不注意。不少发烧友在评价当下中国滑雪场的安全隐患时都提到,中国雪场常能听到有人边从雪道往下冲边大喊让一让,不会拐弯!
  因为习惯于以“能滑下来”为标准,许多滑雪者常踏上超出自己能力的中高级雪道,这也让雪场管理者们头疼——雪场只能提醒,但无权阻止。张力涛说,为避免这种情况,富龙滑雪场特地在中高级道旁修建了一条“后悔道”:如果上去后发现坡度太高,没有把握,还有一条“退路”。
  针对这一问题,北京市滑雪协会已联合京津冀地区的滑雪学校、雪场和政府部门,经过近一年论证,制定了《北京市大众滑雪锻炼等级标准》。这一《标准》借鉴了美国大众滑雪评定体系的标准,并根据国情进行了修改。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