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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很远,家乡更远 从北京市中心近报 新闻 时间:2018年01月19日 来源:近报
家很远,家乡更远
从北京市中心到城郊的家,骆锦强需要把一条地铁线路从头坐到尾,再换乘公交车。不堵车的话,他一个半小时能到家。这个“家”,是他租住的一间公寓,也是他工作的地方。 从北京到安徽的老家,他需要坐一宿的火车,再加9个小时大巴,“折腾一整天”。 来自河北的彭彭,这个90后年轻人常年奔行在找工作和去工作的路上,背得出北京16条地铁三分之二的地铁站名。地铁里,有天南海北的口音。 29岁的杨龙一张口,就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听口音很难判断出他是河南人。小学四年级时,他被父母从乡下老家接到北京,从“留守儿童”变成了“流动儿童”。 近20年过去了,家乡成为他记忆中一个模糊的影子。如今,他是都市里的“新工人”,是“在北京长大的外地人”。 他们身上贴着标签——打工者二代。他们踩着父辈的脚印,从农村走进城市,想要扎下根来。他们在打工子弟学校读书长大,在城市的边缘地带租房。他们当中有些人已经结婚,开始养育打工者第三代。 但这些打工者二代,也经历着更加明显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除了生活上实际遇到的问题之外,他们还需要面对自己内心的割裂感。” 对他们来说,家很远,家乡更远。 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彭彭的父亲是2009年来北京的,在工地上干活。2011年,还在读高三的彭彭也来了。他在北京当了两个月保安,就老老实实回家上学去了。 后来,彭彭每年都会来北京,在各式各样的城中村和地下室暂居,到处打工或实习。2016年,他参加了“新工人影像小组”。 王德志是小组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的主办者之一。他来北京时刚满18岁,刷过碗,送过水,发过小广告。他经历了两次阅兵和一次奥运会,见证了北京的房价从一平方米几千元涨到几万元,高楼越来越多,车也越来越多。 王德志称自己是打工者1.5代,住在不到十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半是床,另一半是书架。 他一直想拍片子,把镜头对准了打工者二代。2016年,他和宋轶一起,完成了剧情片《移民二代》和纪录片《野草集》。 在全国总工会2010年发布的《关于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研究报告》中,新生代农民工被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打工者二代,是新生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他们是“回不去家乡”的一代,又是“难以进入城市”的一代。 杨龙爱看书,喜欢看《平凡的世界》,小时候“最疯狂的梦想”是当作家。他还记得,同龄人韩寒刚出名的时候,他把《三重门》读了好几遍。 如今,梦想和生活离得越来越远。初中毕业后,杨龙去当了快递员,很少再拿笔了。2009年,他把自己的积蓄攒了攒,承包了一个快递站点。《移民二代》里的几个年轻人,最后选择的出路,同样也是承包了快递站点。 “那些场景就是在我那个仓库里拍的,”杨龙回忆,“其实拍的内容也是真实的,在给快递员开会的场面。” 他在那场戏里客串,出了镜,而这部电影里的其他演员和工作人员,大多是和他一样的打工者二代,有些甚至是他在打工子弟学校的同学。 《移民二代》制作完成之后,“新工人影像小组”组织了几次试映。他们在杨龙的快递仓库里架起投影仪,摆了一排排椅子,请了一些快递员工和工友来看。第一个场景是男主角骑着电动车,在城郊的村落里穿行。主题曲悠悠地唱着:“没家回的人,就跟河里的水一样多。” 一些人踏踏实实坐在椅子上,把这个100分钟的故事看完了。而另一些人,看到一半就离场了。 宋轶发现认真看完片子的人,基本上都是从小在城市里长大的打工者第二代。而那些提前离场的,虽然和“二代”们的年龄都差不多,却是在农村出生成长,长大后才到城市来打工的,他们表示,比起看电影,时间更应当用来做和他们的工作效益挂钩的事。 “相比来说,在城市出生长大的移民二代,会显得更懒散一些。”宋轶发现,在打工者二代看来,那些碎片的时间,就算都拿来赚钱也没什么用,房子还是买不起,城市的户口仍旧得不到。还不如稍微娱乐一下。 更何况,看的还是一部与自身处境有关的电影。 他们不再属于农村,很多人没下过田,叫不出地里农作物的名字,更不打算在若干年后回到农村。有的甚至记不住老家所在乡镇的名称。他们的双脚,更习惯踩在水泥地上,而不是泥土中。 他们的户籍仍然在乡下老家,如同一条看不见的线,无论相隔百里千里,仍然远远系在他们的身上。 不愿意再重复父辈的经历 骆锦强来北京时还不到10岁,和父母一起,住在五环外的出租屋里。他把那里称为“大杂院”,地面上永远有浑浊的积水。相隔一条马路,是超过二十层高的住宅楼。他在父亲打工的工地里独自玩耍,在城乡结合部大片的荒地上疯跑。对北京,他曾经哪儿都不认识,也谈不上喜欢。 许多与社会问题有关的标签,都曾在他身上贴过。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农民工、北漂……到现在的打工者二代、移民二代。骆锦强不喜欢这些标签,在他看来,这些标签很无聊,且“具有伤害力”。“每个人都在经历自己的生活,谈不上好坏。” 2017年回老家时,骆锦强发现,村口的大喇叭里,一直在宣传最新的二胎政策。村官从村头走到村尾,挨家挨户,劝说所有适合生育年龄的小夫妇生二胎。“说让我生我就生吗?”他带着点讽刺地说。在城市里,生不生二胎是自己的事,居委会大妈不会因此找上门来。传统的农村生育观念,已经离他很遥远。 骆锦强现在25岁,是一个3岁女孩的父亲。女儿是在北京出生的,由于没有北京的医疗保险,从产检到生育,全部都是自费。他信不过老家的医疗条件,况且“来回折腾还是那么多钱”。 有了孩子以后,医保政策对他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大。孩子得个小感冒,成百上千元的医药费就花出去了,这些他只能自费。 有时,他的父母也会旁敲侧击,提到再生个孩子的事儿,但骆锦强觉得,生活成本和教育成本太高,他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 杨龙选择了生二胎。他的大女儿9岁了,正在北京一所公办学校读小学,小女儿1岁半。起初,他要二胎的原因是想再生个儿子,但他也“没有那么执着”。有两个女儿,杨龙觉得“也挺高兴的”。 生二胎时,他的经济状况还不错,承包了快递站点后,手底下最多管过30多人。那些年他前前后后,往这个行当里投了十来万元。他每天忙碌12个小时,还赶上过几次“双十一”,好几天顾不上回家。 那样的日子让他觉得充实,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份快递买卖2017年“黄了”。杨龙心灰意冷,“耗费那么大的精力做成的事业,后来就什么都没有了”。 他回了老家,但很快又选择回到北京,去一家货运公司当了司机。尽管城市里“现在也似乎没什么发展机会”,但老家显然“更没有什么机会”。一样是打工,相比之下,他宁可留在更熟悉的地方。 杨龙的父亲也曾是打工潮中的一员,1996年就离开村子去了北京,在一个煤厂卖蜂窝煤。一年后,母亲也一起去打工了。等杨龙也被接到北京,一家人搬到了香山附近,父母开始卖菜卖水果。 如今父母年岁大了,农村仍然是他们的退路。母亲带着杨龙的小女儿在老家住着,父亲还留在北京,当起了快车司机。 但对杨龙来说,农村并不是他的退路。 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 拍摄《野草集》时,彭彭还是新工人影像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和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聊天,以画外音的形式出现在成片里。 一个孩子对着镜头问彭彭:“如果政策越来越严了,我们都被赶走了,这些房屋是不是没人住了?” “不会把你们都赶走的,”彭彭回答他,“因为还要让你们回来继续上班。” 半年以后,宋轶回到这所学校,想补拍一些画面,却发现这个地方,完全被改造成了一个生活区域。另一拨打工者在这里居住下来,把已经废弃掉的学校,改造成了一个出租大院。原先的教室成了卧室,门口码放着鸡蛋。昔日校园里的花池中,现在长出的是大葱。升旗台和乒乓球桌上,堆满了生活用品。 “但凡能找到一点空隙,这些打工者就又涌了进来。像野草一样,春风吹又生的感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我能感觉它在打动我,可为什么打动呢?这是我问自己的问题。”这种触动,促使宋轶给纪录片起了《野草集》这个名字。 前几年,骆锦强也想过回老家,但他现在打消了这个念头。在他的家乡,老人们认为“年轻人就该去外头闯荡,挣钱”。 如今,父亲已经回了乡下老家,不再打工了。母亲还留在北京,帮他带孩子,成了另一个话题群体“老年漂”中的一员。 教育是两代人面对的问题 9岁的大女儿在一所公立小学就读。为了让女儿顺利入学,杨龙折腾了一个多月,辗转在许多个办公部门之间。工作证明、社保证明、居住证、暂住证……房东的房产证。最终,杨龙开了30多个证明,准备的材料,摞起来有字典那么厚。 如今政策收紧了,小女儿上学时该怎么办,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呗”。 宋轶注意到,最近几年有些打工者二代,把孩子送到了香河、廊坊这些北京周边城市上学,“钻了一点点空子”。这个“野路子”甚至形成了产业,一位家长辞职创业,帮那些处境相似的家长联系学校,赚取中介费。 但宋轶不确定,这条“野路子”还可行多久,他听说,那些地方“最近也开始收紧了”。 在宋轶的镜头之下,一些采访对象谈起了自己和同学的经历。他们当中许多人都曾进过看守所、派出所。 一个年轻人向宋轶提到,他第一次被抓进去、放出来之后,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信息里从此留下了永久的记录。有一回他开车过收费站,交了钱往前开,没开多远,后面出现两辆警车,把他拦住盘问。他这才明白,自己以后的人生和别人不一样了。 骆锦强觉得,这不但是教育的问题,也是打工者“原生家庭的问题”。一方面,打工者往往太忙于生计,忽视了对孩子的教育。另一方面,许多打工者一代甚至二代,对教育方式没什么概念,管教孩子的方法,除了打,就没别的了。 骆锦强在电大读的专业是幼教,如今他正在创业,发起了一个社区育儿互助中心。“举社区之力培养孩子”,这个口号时常被他挂在嘴边。 女儿如今读的是他自办的幼儿园,再过两年就该上小学了。骆锦强想好了,要么努力赚钱,送她去读私立小学,要么就扩大创业规模,把小学教育也囊括进来。 他想尽自己所能,给女儿提供最好的教育,不让她像当初的自己一样,没能拥有一张踏实读书的书桌。 北京更像老家 对北京这座巨大的城市,彭彭既不愿意追捧,也不觉得排斥。永远留下或彻底离开这两种念头,他都没有产生过,他也没有想要定居的地方。他在城市里认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块打游戏,一起谈理想。有的想“做乐队”,有的想升职加薪走向人生巅峰。 杨龙的生活目标要明确得多——养家糊口。2016年他的快递站点还经营着的时候,他在开封市一个“位置很好”的住宅小区,预定了一套房子,交了5万元的订金。现在站点倒闭了,他赔了钱,还欠下了外债。杨龙想过把房子退了或转卖,却发现“退不掉了”。 杨龙现在只想找份稳定的工作,贷个款,把首付交了,再慢慢还几十年月供。他开着货运车在城市的夜色里穿行,这些念头就在他心头盘旋。 像杨龙一样,很多打工者二代,都选择在老家附近的三四线城市买房。那些房子大多会闲置很多年,既是一种投资,也是他们养老的保障。一部分人会把孩子送过去读书,那些孩子,就成为地级市里的留守儿童。 有时杨龙也会想,去老家附近的城市发展。但他很快又会问自己,回去能做什么呢?既没有人脉,也没有资金,“挺迷茫的”。 许多研究者都发现,这些打工者二代,虽然会表示自己和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但在内心深处,仍然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是“老家那边的人”。 “这种扭曲的身份认同背后,是他们对以户籍制度、高考制度为代表的一系列地域排他性制度安排的深刻感知,和强烈的被剥夺感。” 骆锦强正在为此努力。他把梦想紧紧攥在手里,一直保持着学习的劲头。在刚刚过去的圣诞节,他打扮成圣诞老人的样子,跑遍了自己正在创业的社区,一家一家送小礼品。 在北京生活工作了十几年,偶尔回老家一趟,骆锦强也会有几分期待。可回去后,他又觉得住不惯,起居住行,样样不方便。 等他从老家回北京,火车马上要进站的那一瞬,熟悉的街道和建筑在车窗外划过,像一帧帧卷动的幻灯片。 铁轨如枝杈一般,从一条分裂成数条,指向前方的车站。 骆锦强从心底激动起来,他说:“就像北京才是老家似的。”(应采访对象要求,杨龙、彭彭为化名。) 据《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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