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6版:钩沉-2018年01月19日

　　在宋朝,四川人被北方人称为“川藞子”,也即说四川人粗野放诞,不遵礼法,是一些好乱易动的奸恶刁民。因为宋太祖刚刚统一四川就发生后蜀降兵大起义；太宗末年又发生了震惊全国的王小波、李顺起义；真宗初年又发生震动一时的王均兵变,短短30年间变乱频生,使得宋朝当权者对四川颇为反感。可见,蜀地被塑造成一个危乱之地后,暴政在四川的推行就具有了合法性。
　　宋代以科举取士构建官僚集团,南方文化迅速上升,福建、江西、四川等地都成为书香之地,在科举上优势突显,成绩斐然。这引起身居权力中心的北方人的恐慌,为维护既得利益,从政治上打压南方就成了宋初新政之一。
　　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宋太宗曾以诏书知会御史台要求审查全国官员的籍贯,严禁南方人在本道担任知州、通判以及转运使等官职。宋代前期的执政集团一贯看不起南方人,他们编造了一个太祖曾定下不准南人为相的祖宗旧制,到真宗朝,名相寇准(陕西渭南人)和王旦(山东莘县人)等大批北方士大夫仍然对南人蔑视有加,在南方入宋已近40年后,寇准仍称南方人为下国人。
　　在明神宗年间的变法与不变法之争中,福建新进士人借参与变法大量涌入权力中心,吕惠卿(泉州)、章惇(南平)、蔡确(泉州)、蔡京(莆田)、蔡卞(莆田)等福建人相继成为变法派的骨干,而反变法势力虽然一度失势于权力中心,但他们凭借把持政治话语权的地位,极力塑造福建人是反复无常的小人的舆论,“福建子”三字在宋代便成为在政治上反复无常的小人的代名词。
　　此后,福建士大夫一旦被当权者贴上“福建子”的标签,就意味着其政治生命的终结。宋徽宗时甚至出现“移乡福建子”的新绰号,四川人任伯雨曾弹劾山东密州人赵挺之“观望险诈,号为移乡福建子”。南宋时主张持重的福建兴化军人、参知政事龚茂良在罢政前夕上表言恢复,宋孝宗见后竟气恼地说:“福建子不可信如此”,不久龚遂被贬英州(今广东英德),卒死于所。可见,经过北宋的努力,到了南宋,闽人与奸臣之间的关系就定型了。
　　“福建子”的舆论在当时已深入人心,连一般的士人也敢在闽人权贵面前表现出对福建人的不屑。福建人吕惠卿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时曾将孙女许以一新科进士,该进士竟跑到开封府找知府蔡京(福建莆田人)要办理悔婚,并对蔡说退婚的原因只是“不喜与福建子相交”。
　　寇准除了讨厌福建人,也讨厌江西人,他支持杨亿打压江西新余人王钦若。在寇准的默许下,杨亿与他的同事们编了一场戏捉弄王钦若。演戏的舞台在办公室,剧情是:一人扮作王钦若死了,另一人扮作他的母亲,扑在他身上号啕大哭。王钦若知道后气得发疯,咬牙切齿地说要进行报复。有一次,寇准主持科考,江西的萧贯高居榜首,寇准以他出身“江南下国”为由,硬是把他的状元拿掉,将山东平度的蔡齐推为第一,还逢人便讲:“又为中原夺得了一个状元。”江西临川人晏殊是个神童,深得宋真宗赵恒的赏识,14岁那年,皇帝要赐他为进士出身,寇准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为南方江西人。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