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9版:文摘-2017年10月27日

　　千里江山图》何以“独步千载”?
　　千里江山——历代青绿山水画特展”开幕的第一天,故宫午门前的广场上就挤满了前来观展的人。需要排上4个小时的队,才能一睹《千里江山图》的风采。每一个参观者只能在长卷前驻足几分钟,还没缓过神来,就得带着遗憾匆匆离开了。　
　　这就是一件“明星展品”的魅力。上一次故宫引起连夜排队观展热潮的“明星展品”是2015年《清明上河图》,这次的《千里江山图》创作年代略晚于《清明上河图》几年,也是同一时代的作品,但面貌迥异,成为北宋不同风格绘画的两座巅峰。
王希孟其人
　　《千里江山图》,北宋宫廷画师王希孟绘,绢本大青绿设色,纵51.5厘米,横长11.9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由于是长卷卷轴,观看的最佳方式是随着卷轴的缓缓打开,画面空间逐渐推移,一点一点将形色收入眼中,所有细节起伏最终汇成一个壮观的场面。在以往的几次展览中,由于展陈条件有限,这幅画都只是部分打开。由于这次特殊的展览,故宫为《千里江山图》定制了新的展柜,使这件作品首次以全貌展现在公众面前。　
　　视觉上的冲击与震撼之外,绘者王希孟的传奇人生成了《千里江山图》最神秘的注脚。王希孟究竟是谁?这幅巨制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创作的?他又为何英年早逝?王希孟的人生包裹着重重谜团,这些后世拼凑出的零星故事又为这件作品的传奇增添了新的维度。
　　“18岁的天才画家”成了王希孟的标签,因为除此之外,人们并不知道他更多。如今谈到王希孟的身世,都会从《千里江山图》上蔡京的跋文入手。这也是唯一的入口,目前可考的有关王希孟的直接记载只有这几十字的跋文。故宫博物院书画部副研究员王中旭在接受专访时强调了王希孟的特殊性:“他跟其他画家不一样,他这个人只是通过一张画流传下来,而不是通过画史流传下来的。”
　　蔡京是北宋权臣,后世对他的评价也都是负面居多。蔡京几度沉浮,四次出任朝中宰相。政和二年(1112),蔡京再次出任宰相,辅佐宋徽宗赵佶,次年,徽宗就将这幅十分满意的《千里江山图》赐予了蔡京。　
　　蔡京在题跋中写道:“政和三年润四月一日赐。希孟年十八岁,昔在画学为生徒,召入禁中文书库。数以画献,未甚工。上知其性可教,遂诲谕之,亲授其法。不逾半岁,乃以此图进。上嘉之,因以赐臣京,谓天下士在作之而已。”《千里江山图》没有题款,这短短不到百字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王希孟的一生,然而蔡京只是写到“希孟”,这更像是字而非名,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
　　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杨新在《关于〈千里江山图〉》文中考证说,清代官员、收藏家宋荦在朋友梁清标家里看到《千里江山图》后,写下一首《论画绝句》:“宣和供奉王希孟,天子亲传笔法精。进得一图身便死,空教肠断太师京。”这个名字也就沿用至今了,我们姑且叫他“王希孟”。　
　　根据蔡京的记载,他收到这件作品时,王希孟已经18岁了,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画完了这幅长卷,再加上装裱、呈上的时间,王希孟作画的时候也就17岁。可以确定的是,这件巨制是宋徽宗亲自调教出来的,也是希孟按照宫廷趣味和徽宗喜好创作的,《千里江山图》很可能是徽宗交代的一个“命题作业”。　
　　虽然画作出自他笔下,宋徽宗却是最大的幕后推动者。王中旭解释道:“在宫廷书画的创作中,宋徽宗的干涉性是很强的。他会干涉这个画家该怎么画,运用什么风格,甚至表现什么,他有很强的主导权和控制权。”而王希孟又是一个竭力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因此会努力揣度圣意,贴合皇上的想法和审美趣味。如此看来,所谓亲自“诲谕之”也并非就是好事,或者说,王希孟就是宋徽宗手中的笔,画下了帝王心中的山山水水。
　　《千里江山图》完成之后,徽宗非常喜欢,石青、石绿的大气典雅正是皇家偏爱的面貌。而王希孟画出《千里江山图》的1112年,也是宫廷绘画的黄金时代,张择端刚画完《清明上河图》不久,宋徽宗自己也画出了著名的《瑞鹤图》。然而,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有作为的王希孟,英年早逝又成了另一个谜。
　　宋荦在写下那首诗的同时也写下一段附注:“希孟天姿高妙,得徽宗密传,经年作设色山水一卷进御,未几死,年二十余,其遗迹只此耳。”二十出头就去世,成了王希孟传奇的终结。一种说法是,他成于《千里江山图》,也死于《千里江山图》。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完成面积近60平方米的画作,他耗尽了体力和精力,日夜加程,在完成两三年后病故。另有一说,在《千里江山图》之外,王希孟还画过一幅《千里饿殍图》,内容大概类似《流民图》,流民失所,食不果腹,体现当时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破败不堪。宋徽宗看过之后勃然大怒,下令处死了王希孟。
　　种种推断和故事都是基于蔡京的题跋和清代的零星记载得来的,加上宋徽宗、蔡京等人的相关史料丰富,后世从这些材料的夹缝中,依稀拼凑出了王希孟的轮廓,形成现在“18岁天才画家”的传奇人生。　
　　然而,学界还有另一些声音对此画提出了更大的质疑。比如,艺术史学者曹星原认为,这幅巨制可能是清代梁清标拼凑伪造而成的。原因一是蔡京的跋,其宽度和高度都与原画比例不相称,且跋的下部有明显破损痕迹,可能是后世拼接而成,蔡京题跋的并非这幅画;二是梁清标的印盖在了几处跋与画的相交处,类似“齐缝章”,以掩盖拼凑的痕迹;并且这幅画由一个十几岁的学徒少年在半年内完成,宋、元、明都没有人提过王希孟,清代也论述甚少,疑点重重。
　　王希孟和《千里江山图》留给了后世太多想象空间,至今很多问题都没有定论。且不看那些身世疑云,这幅画从各个方面来欣赏都是异常精彩,值得仔细品味。
何以“独步千载”?
　　元代浦光在《千里江山图》的题跋中写道:“自可独步千载,殆众星之孤月耳。”他认为在青绿山水中,这是一幅众星捧月的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评价高得足以把王希孟放在独孤求败的位置,那么这幅画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如此重要?　
　　抛开传奇性的因素,以一种客观学术的眼光来看,王中旭认为有以下两个重要方面:第一,它是青绿山水中面貌最出色的一件。整件作品设色以石青、石绿为主,着色面积大,饱和度高,这在所有传世的青绿山水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过了900多年,颜料依然保持很高的纯度,使整个画面鲜亮,透着皇家的辉煌气质。这与传统的中国水墨或浅绛都差异很大,可以说是与水墨画法反向的另一个极端——将色彩用到极致。　　石青和石绿是矿物质颜料,造价成本极高。王希孟绘《千里江山图》,所有的绘画材料都是宋徽宗赏的,当然也包括这块价值不菲的“宫绢”。据分析,《千里江山图》与宋徽宗自己绘的《瑞鹤图》相比,两幅绢的高度、材质和色泽几乎是一样的,都出自当时统一规格的织机织出的上等宫绢。
　　第二个重要因素在于,它是一件出色的江山图长卷。“江山图”无疑是帝王喜爱的。通常认为,《千里江山图》表现的正是徽宗“丰亨豫大”审美观在山水画上的完整体现。这种气势恢弘的宫廷趣味,有别于徽宗对细腻的写实风格的追求,反而是在后世美学研究中常被忽略的一种审美趣味,这一点恰恰在《千里江山图》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如此巨大的尺幅,王希孟要作此画,就要做到胸中有丘壑,所有山水的走势、屋舍人物的分布如何连贯统一,大概是对一个经验并不丰富的年轻画师最大的考验。
　　试想,当宋徽宗第一次缓缓打开卷轴,看到面前这幅绚烂的“江山图”时,应该是非常激动的。作为帝王,他欣慰坐拥这样的江山,作为书画爱好者,这幅画足以让他看到一个年轻人的才气,和自己治下画院、画学的丰硕成果。　
　　《清明上河图》和《千里江山图》两幅巨制创作年代相差不久,描绘的都是繁华盛世,却又都是给帝王看的“繁华盛世”,虽有相似的背景,但两者面貌完全不同。王中旭解释了两者之间本质的差异:在《清明上河图》中,桥梁、码头、茶馆、货郎都清晰可辨,“它本质上是一幅风俗画,大家可以看到街这边有一家卖肉的,那边是卖丝绸的,每一个细节都能看懂。但《千里江山图》相对来说更雅致,欣赏的门槛也更高一些,得有更高的知识储备和审美趣味”。
流传与保存
　　“与其他传世名作相比,《千里江山图》的流传是相对隐秘的。”王中旭说。宋徽宗收到这幅画后,欣喜把玩没多久,就赏给了蔡京。然而好景不长,1126年,宋钦宗赵桓登基,蔡京被抄了家,《千里江山图》百年之后,这幅画流到了南宋内府,卷前可以看到宋理宗“辑熙殿宝”的朱文钤印。到了元代,浦光和尚成了它的主人。浦光是内府昭文馆大学士,通过他的题跋,我们得知他曾独自看过这幅画上百遍,“一回拈出一回新”,每看一遍都有新收获,画中景致、笔法、用色都了然于胸,他描述此画“设色鲜明,布置宏远”。他还打趣说,若是同以青绿山水见长的王希孟前人赵伯驹见了此画,想必都会“短气”,因为太精彩了,最终给出“独步千载”的高度评价。浦光圆寂后,该图易主,直到清初,藏书家、文学家梁清标将其收入囊中,之后就被收入清宫内府,著录在乾隆时期《石渠宝笈·初编》中。乾隆在画上题诗又盖印,留下了很多痕迹,又派了两名宫廷画师临仿,可见他的喜爱非同一般。
　　1922年,末代皇帝溥仪以赏赐溥杰的名义盗走了这幅画,也正是因为溥仪将画盗出宫,使它没有在1933年为避战火,随故宫文物南迁最终运送到台北故宫博物院去。1945年抗战胜利时,《千里江山图》流入民间。新中国初期,这幅画经辗转到了古董商靳伯声的手里,他将画作捐给了国家。
　　平日里,《千里江山图》被存放在故宫博物院的库房,为了维持其最佳状态,尽量少动作品,少改变环境,是对其最稳妥的保管方式。针对《千里江山图》这样的重点文物,故宫有一个很明确的使用规定,简单来说,就是“展一次开一次卷,展一次至少休三年”。在“休三年”期间,工作人员会把它卷起来,存放在库房里不再打开,至少三年。
　　为了更好地保护作品,此次《千里江山图》的展期仅有一个半月,将由一幅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王炳的纸本《千里江山图仿本》代之展出。
　　在故宫,现藏有两幅该画的仿本,都是清乾隆时期的宫廷画家所作,一位是王炳,一位是方琮。在当时,让宫廷画师临仿是保存古画的一个重要手段。即将替换本尊展出的王炳版《千里江山图》虽然基本忠于原作,但面貌上仍不免有差异,王炳这幅画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他突出了勾勒山石的轮廓线和侧皴笔法,波纹线也比原作更深,石青、石绿等颜色的对比强烈。据乾隆内府的记载,王炳也是一个很有天分的画家,入宫廷学画,然而学成后没多久也去世了,留下这幅仿本。这也与王希孟的传奇形成了一个巧合。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