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25版:风云-2017年10月27日

　　八一三事变促使漫长的国共谈判发生质的飞越:1937年8月22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历经十年内战,共同的敌人让国共两党又站在了同一条战壕。中共驻上海办事处也随之改为八路军驻沪办事处,隐蔽战线干将李克农、潘汉年负责筹建。终于可以在国统区的繁华都市公开工作,李克农、潘汉年原本设计了一块办事处的招牌,不料上海战局急剧恶化,牌子始终没有挂出去。八路军办事处(简称“八办”)以半公开的形式存在,起初在福煦路多福里,对外称李公馆。

　　潘汉年搞定杜月笙
　　1937年9月,李克农调往南京八路军办事处,潘汉年接替他担任上海八办主任。在抗战全面爆发之时,上海幸存的中共党员不过数十人,而且大部分都在监狱里,包括潘汉年的堂兄潘梓年。潘汉年与国民党谈判交涉,营救大多数同志出狱,这些党员经八办审查后,按需分配,有的被送到延安及革命根据地,有的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作为中共及八路军在国统区的形象代言人,八办首要的工作是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中共政策,为抗日根据地争取支援。这项工作潘汉年最为擅长。
　　潘汉年25岁即加入中共特科,长期活跃于上海滩,既负责上层统战,又统领地下情报。他的秘密代号是“小开”。小开是上海方言“富二代”的意思,不了解潘汉年真实身份的人确实会当他是公子哥儿。他极为讲究穿着打扮,熟悉上流社会的社交礼仪,党内有人对他的做派颇有微词,潘汉年说:难道要我穿一身烤绸(香云纱)衫裤鬼鬼祟祟地去与人联络吗?独特的气质风度使潘汉年颇能赢得达官贵人好感,在三教九流间游刃有余,他的统战范围不仅囊括爱国民主人士。1937年8月,潘汉年与主管上海文化工作的潘公展商议谈判,得到对方支持,联合出版了《救亡日报》,由郭沫若任社长。这是中共首次在国统区获得公开合法的宣传阵地,潘汉年与潘公展都在此发表文章,号称“国共二潘,竞相宣传”。
　　1937年10月28日,潘汉年以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身份,致函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团成员兼筹募委员会主席杜月笙,说明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已迭予日寇重创”,“经费限制,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杜月笙接信第二天便立即开会讨论信中所求之事。会后将价值1.6万元的1000套刚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捐赠给八路军使用。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这一天,毛泽东、张闻天指示潘汉年,公开的救亡团体应准备转入秘密状态,党的秘密工作应有新的布置,潘汉年应完全转入地下。在此之前,八路军办事处已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安排上层民主人士安全撤离。
　　何香凝、沈钧儒、沙千里、郭沫若等人的撤离都是潘汉年和八办一手安排。上海沦陷之后,潘汉年催促宋庆龄赶快动身,12月23日,宋庆龄乘德国邮船离沪。
　　12月25日,潘汉年登上开往香港的邮船,暂时结束他在上海的使命。
情报触角深入日军
和汪伪大本营
　　潘汉年奉命离沪后,工作移交给刘少文。八路军办事处名亡实存转入地下,办公地址搬迁到法租界的萨坡赛路274号。这是一幢沿街坐西朝东的三层楼房,公开的二房东是上海剧艺社的进步演员、地下党员蓝兰。蓝兰住在二楼和底层,三楼是“八办”机关,前楼为刘少文、孟进夫妇住房,后楼是会客室兼饭间。译电员朱志良以学生身份住进三楼亭子间,佯称刘少文为“叔父”,孟进为“婶母”。
　　秘密电台在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报务员是李白。联系电台的机要交通员是王少春,他作为朱志良的“家庭教师”常来机关。刘少文早年留苏,参加过长征,还有丰富的统战经验。八办成立之前被周恩来从西安派往上海担任办事处秘书长,配合潘汉年工作。上海名流有各种星期聚餐会交流感情的社交传统,刘少文经常出现在聚餐会上,向大家介绍中共的方针政策,通告新四军八路军的战绩,增强各界爱国人士对中共的了解。通过这些关系,他成功地为新四军争取了财力物力支援。
　　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初期经上海八办转给新四军的捐款就有80多万元。八办还组织联系上海郊县抗日武装,向八路军新四军和根据地输送人员、物资器材及情报等。除公开工作外,八办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收集情报。早期电报皆由潘汉年亲自起草以“小开”名义发送。
　　潘汉年离沪后,上海情报工作也都移交给刘少文。中共情报人员利用多层关系,触角探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上海满铁事务所、汪伪政权财经和特务机关、汪伪上海党部等重要部门,曾获得日本天皇御前会议记录、日本大本营会议决议案等情报,日本较大的军事调动和进攻计划常可以1个月前获悉。刘少文派殷扬与忠义救国军阮清源部、国民党军统驻上海机构负责人联系,每两周见面一次交换情报。　　1938年初春,刘少文带着一本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到胡愈之家,介绍斯诺去陕北的情况,请胡组织翻译成中文出版。刘少文还请斯诺为书中的照片和部分内容加注释,为防止被租界当局禁毁,刘少文将书名改为《西行漫记》。第一版印刷2000册瞬间售罄,半年内加印五六次,累计印刷多达八九万册,远销香港南洋。
　　1938年夏,刘少文又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英文本交给梅益,说这本书对中国读者很有教育意义,让梅益作为组织交办的任务翻译,梅益边译边交付印刷,使这本书在1942年出版。
　　1939年,在日军紧逼之下,租界当局也不敢放任抗日救亡活动,救亡团体人员经常被日伪特务暗杀。1939年11月,刘少文奉上级指示撤离上海,八办机关撤销,龚饮冰到上海接管交通财务情报工作。1942年中秋节,李白电台被日军侦破,李白和龚饮冰被捕,后来被营救出狱离开上海。
输送人员去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中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当时正在新四军中,假借华侨身份脱险逃到上海,新四军还有很多干部和医务、后勤人员突破重围,成批陆续涌进上海,必须迅速妥善安置和转送苏北。饶漱石和东南局组织部长曾山决定成立新四军上海办事处,负责上海去根据地人员的接待工作。
　　1941年3月,新四军驻沪办事处秘密设在法租界巨籁达路251号一间亭子间里,还在爱多亚路(延安中路)龙门戏院隔壁和震旦大学附近开设两家烟纸店作为联络点。办事处成立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组织输送人员去抗日根据地,不仅有皖南事变突围人员,还有江苏省委从各方面抽调参军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在国统区大后方受到迫害的中共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因“扫荡”“清乡”从苏南根据地撤退的人员,南洋华侨青年,浙江地区的地下党员等。
　　据办事处工作人员张达平回忆,输送人员离沪前,按照性别、年龄等情况搭配编成两人或三人一组,进行适合身份的化装,不带任何惹人注目的东西,如贵重的西药和脱离当地一般客商生活水平的衣衫。交通同志每次可带六七人,1941年夏秋间撤退人员比较集中,也有一次带十来人的。出发前,交通同志向每人交代清楚苏北根据地一般情况,从上海到联络站经过哪些敌伪据点,应付日寇、伪军警检查的方法,沿途和交通同志如何保持联络,万一失去联络如何自行寻找联络站,以何凭证显示本人身份等等。应付伪军警,办事处交通人员自有一套办法,事先把小面值的一沓钞票用纸包好,过卡子时暗地塞给军警,他们不敢当场打开看,只看到厚厚一包误以为数目不小就吆喝着放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上海环境愈发险恶,上海地下党贯彻执行中央方针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配合武装解放大城市,大规模地动员、抽调人员去根据地的工作暂时中止。办事处工作人员先后撤退至根据地,新四军驻沪办事处于1942年12月撤销。
据《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