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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会址 是如何找到的近报 新闻 时间:2017年11月24日 来源:近报
中共“四大”会址
是如何找到的 郑超麟实地考证“中共四大”遗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当时中央要求,开会地点不能在租界里,又不能离租界太远,以便一旦发生问题可立即撤退疏散,往租界跑。因此,会址选在了闸北淞沪铁路附近,北四川路西的华界与租界毗邻之地(即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这是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比较隐蔽,不易被警探注意。会议在二楼举行,会场布置成教室模样作为掩护,三楼房间则作为部分代表的临时宿舍。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四大会议会址的查找工作一波三折。从1958年10月到1961年7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曾发函给武汉大学李达、江西省委党校、中央文化部等多处,并到中央档案馆等单位查访,又访问了一些与中共四大有关的人物,留下了10多份书面调查或访问资料。然而,并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说法,“四大”会议会址仍下落不明。随着许多当事人相继去世,会址的查找更成为一个难题。 在“四大”会议会址的查找确认中,郑超麟是个关键人物(时任中宣部秘书,“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他在《郑超麟回忆录》中回忆了“四大”的经过:“会场设在闸北广东街背后铁路边上一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外地来的代表住宿其中；他们睡在三楼,二楼开会,布置成课堂形式,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而拿出英文教科书之类。” 1984年,郑超麟到虹口区进行实地辨认。走到川公路与东宝兴路之间的一段铁路时,他指着铁路轨道东边的新工房说:“就在这个地方。现在新工房的地点,可能就是当年的‘四大’的会场所在地。”并说,当年会址北面还有一座教堂。随行人员指着印度锡克教堂问他是不是这座教堂,他遥望北面的教堂房屋说,具体样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座教堂。郑超麟还回忆,当年他除了负责会议记录外还担任向导工作,曾多次带领出席会议的同志前往会场,因此对当时的地点和路线印象较深。 后来,又经过多次的实地勘察,终于确认上海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就是“四大”会址遗址。然而,由于原址房屋在抗战中被日军炸毁,虹口区于2006年在附近的多伦路215号,建起了一座“四大”史料陈列馆。2012年,位于上海四川北路公园内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建成开馆,为上海新添一处党史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老年生活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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