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1版:文摘-2016年12月09日

　　错案昭雪,是法治内在诉求。但很少有哪起案件能像聂树斌案这样,经历了21年的跌宕与波荡,经历了媒体与法学界的多次推动,也经历了从属地重新调查到异地复查再到最高法提审,其间复查期限还四次延期的冗长过程。它被改判,注定会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2016年12月2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从21岁被执行死刑,到21年后被宣告无罪,河北省石家庄市下聂庄的聂树斌经历了两个21年。前21年,他以“胆小”、“口吃”、“沉默”的形象在农村成长；后21年,他在家人漫长的申诉后昭雪,成为一个符号化的人物,他的案子,检验并推动着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
　　口吃、“不爱说话”
　　“聂树斌案”再审宣判后的第二天,张焕枝和聂学生去给儿子上坟。
　　站在枯树缠绕的坟前,72岁的张焕枝把最高法院的无罪判决书“烧给了儿子”。
　　“妈一直知道你是个好孩子,”像嘱咐即将远行的孩子,张焕枝说,“你在那边要是没地方去,就去找你奶奶和大伯,他们都知道你是好孩子。”
　　1995年4月27日,21岁的聂树斌因故意杀人、强奸妇女罪被执行死刑。21年后的12月2日,坐落在辽宁沈阳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听到判决结果,张焕枝先是落泪,落座后大哭,并3次喊“我那孩子回不来了”。
　　结婚前,石家庄郊县获路县(今鹿泉区)下聂庄村的聂学生告诉她,“我家没房没钱”。家住市郊的张焕枝算“半个城里人”,看上从部队复员回家的聂学生“老实”、“有正式工作”,并不嫌弃。
　　结婚后,她向村里申请了宅基地盖房。五间北屋,别人家都是三个门口,张焕枝只留了两个,“中间没留门,想将来儿子结婚成家,谁也碍不到谁。”聂学生说。
　　在生下女儿聂淑惠3年后,聂学生和张焕枝30岁得子。咿呀学语的时候,张焕枝就知道,自己生了个口吃的孩子,“学说话也学不连贯”。
　　聂家对儿子的要求只有4个字,“老实、勤快”。聂学生先后在钢铁厂和石家庄联碱厂工作,聂树斌上学之余便跟着母亲张焕枝在家务农。
　　口吃加剧了他的沉默。21年后,张焕枝说,上学和工作之余的大部分时间,儿子都与她在地里“锄草”、“拨垄”。再审宣判后,不断造访聂家的村民提起记忆中的聂树斌,第一反应是,“内向”、“不爱说话”。
　　“但他很听话,刷锅、洗碗,让干啥就去干。”几十年过去,张焕枝印象深刻的是,从小到大,儿子成绩一般,农活也不是样样都会干,比如一直学不会给庄稼喷农药。
　　等待21年的判决
　　21年来,作为母亲,张焕枝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落在儿子聂树斌头上的“强奸、杀人犯”几个字“去掉”。为了这个目标,她走过河北、北京、山东、辽宁。12月2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的警车终于将她送上了回家的路。历经二十多年申诉再审之后,张焕枝觉得,终于可以带着公平和公正回家了。
　　村书记打来电话,“张焕枝,你没白努力。”她哈哈笑,说以前努力的艰难不想了。曾经“一起告状的”(朋友)也发来祝福。她最惦念的是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她之前经常打电话,让我保重身体,一定要等到树斌平反的那一天。”
　　张焕枝已经记不清与呼母的相识是在哪一年,她只记得,彼时呼案尚未被内蒙古高院提审,聂树斌的案子“更是没有动静”。
　　两个命运相似的母亲受北京一家报社邀请,到北京接受采访,此后便一直互相勉励。12月1日晚,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在微博上提前送上了对聂树斌再审判决的祝福。一天后,张焕枝用“非常满意”形容那份等待了21年的判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判决,最高法认为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聂树斌有罪,据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律师李树亭说,在最高法低调再审的半年中,他向合议庭提交了一份《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关键问题的重点说明》。
　　这份3万余字的意见,直指案中供述记录、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的疑问。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曾与张焕枝和李树亭进行过多次、深入交流。11月25日,法庭的工作人员,借用了河北高法的办公室,与二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见。”聂树斌案申诉再审的深度参与者之一马云龙告诉记者。
　　2005年,马云龙在担任《河南商报》顾问时,最早报道了聂树斌案的“一案两凶”,并引发全国关注。
　　“他们很有耐心听你讲所有的意见。”张焕枝说,这与之前被“拖”的感受完全不同。
　　律师黑发变白发
　　高铁上,信号时断时续。谈到兴起,电话断了,再接起时,张焕枝一遍一遍解释,“不是我不方便,是信号不好。”这是被磨砺出来的友善和练达。
　　2005年,马云龙拿着报道第一次找到张焕枝时,她还是一个“惶恐”的农村妇女,“她哭诉儿子的遭遇,对能否改变结果有些犹疑。”
　　后来,她用笔记本,记下每天见过的人、每一次到北京的转车方案。局促中慢慢学着与法官、律师、记者打交道。在12月2日的媒体采访中,她说话硬气、果断,为了疏导围堵上来的记者,她还建议“大家都往后退一退,这样都能拍到。”
　　改变的不止是张焕枝。接完一个记者的电话,她略有感慨。她算了下,这些年接触的记者已经有四代。2005年她最早接触的一位女记者,随着案件的推进,经历了单身、“谈对象”、怀孕,带起了孩子。
　　“你想,二十多年是多久吧。”张焕枝望向窗外。
　　二十多年不仅是久远,还遍布坎坷。在2005年,王书金主动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真凶之前,张焕枝每个月找法院要“依据”。2005年王书金出现后,至2014年12月之前,聂树斌案陷入漫长的停滞。马云龙用“纹丝不动”形容推进的艰难。在2014年异地复查后,又经历四次延期。
　　在案件推进最艰难的时期,代理律师李树亭甚至剃了光头,“出家修行两个月”。如今,与张焕枝打了11年交道的律师李树亭,也从最初的黑发变成满头白发。
　　聂树斌无罪了,该追责了
　　错案昭雪,是法治内在诉求。但很少有哪起案件能像聂树斌案这样,经历了21年的跌宕与波荡,经历了媒体与法学界的多次推动,也经历了从属地重新调查到异地复查再到最高法提审,其间复查期限还四次延期的冗长过程。它被改判,注定会成为中国法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从短期看,在聂树斌被改判无罪后,尽快启动补偿与追责程序,尤为重要,这也是抚慰其家人这么多年的苦楚与鸣冤的应有举动——尽管失子之痛无从消弭,但错案平反与补偿追责,是对其无法避开的道义“偿债”。
　　在聂树斌案改判备受关注的背景下,对其家人赔偿,相对容易。公众更挂怀的,还是对当年办了错案人员的追责。最高法对此案改判,意味着宣告了21年前的案子属冤假错案。有关办案方此前说的“聂案办理有程序上的瑕疵,但只属于一般的办案质量问题,不影响聂树斌犯罪事实的证据证明体系”,并不成立。
　　比如,据新华社报道,聂树斌被抓获之后,前5天的讯问笔录、案发之后前50天内多名重要证人的询问笔录,以及可以证明聂树斌有无作案时间的重要原始书证考勤表全都缺失。这不符合办案规范,也让人心生疑窦:这5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有人故意隐匿卷宗,乃至刑讯逼供?这些涉嫌违规违法的办案程序,也需要彻查,既让公众看得更明白,也让追责与之对应、有的放矢。
　　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有“公检法流水作业”模式积弊、严打等遗留问题,但按照办案终身负责制的要求,必须查清该错案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对于铸成这起错案的办案人员,也必须依法溯责、绝不姑息。或许21年过去了,当年的某些办案人员的职位早有变动,可虑及该案作为“中国刑事司法领域的一块活化石”的标志性意义,其追责该溯及过往的,不应虚掩过去。
　　十八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已明确错案终身追责。之前赵作海案、浙江叔侄案、萧山5青年抢劫杀人案等冤假错案,也都续上了“追责”的尾巴。聂树斌案也不可断尾,虽说它从复查到再审,没少遇到阻力,但若能将该案追责做成践行“有责必究,有错必罚”的法治标本,则不啻为最有力的亡羊补牢之举。
　　冤假错案纠错,不止于平反,还包括调查错案酿成过程、实行错案追责等步骤。法治进步,也体现在全链条错案纠错中。聂树斌既已无罪,那些有过乃至有罪的人,就该为错案铸成担责。眼下河北高院也明确表态“就是否存在违法审判问题展开调查”,希望这也成为追责的靴子落下的前奏。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