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7版:环球-2017年03月24日

　　上海鲁迅公园旧称虹口公园,因是鲁迅先生安葬地而易名。公园一角有座“园中园”,叫梅园。园内遍植梅花、松柏,门口的黑色石碑上,8个字格外显眼:纪念故人,祈愿和平。这片安静的园艺场所,却是为纪念八十多年前的一声轰天巨响而建。

　　1932年4月29日上午11时30分,侵华日军正在此举行“淞沪战役祝捷大会”,并庆祝日本裕仁天皇的生日“天长节”。突然,一个韩国青年两手一挥,将一个日本便当扔到检阅台上。一声巨响后,侵沪日军总司令伤重而死,日本驻华公使、驻上海总领事、日军第九师团长、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等一批在沪的军政要员被炸伤。这几乎是日本自1910年吞并朝鲜半岛和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人员损失最为惨烈的一次。
　　愿与君再面于地下”
　　1932年4月29日,从清早开始,日本军警就在虹口公园会场周围排满军车,在公园的围墙上架起了机关枪。附近的马路和交通要道,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戒备森严。
　　一辆轿车缓缓从远处驶来,坐在前座的是一个20多岁的青年,他穿着一身新西装,系着鲜红的领带,肩上挎着水壶,手里还提着一个饭盒,俨然是一副日本富家少爷的打扮,和一众赶来参加“淞沪战役祝捷大会”的日军、日侨无异。然而,他来此的目的却不是“祝捷”,而是为那些耀武扬威的日军要员敲响丧钟。
　　他叫尹奉吉,号梅轩,本名禹仪,奉吉是他的别名。1908年5月,他出生于韩国忠清南道礼山郡德山面柿梁里。尹奉吉3岁时,日本政府逼迫朝鲜李氏王朝签署《日韩合并条约》,韩国被日本吞并。20年后,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大成人的尹奉吉投身朝鲜抗日复国运动。他抛妻弃子流亡到中国,几经周折,最终来到上海,加入了一个名为“韩人爱国团”的秘密暗杀组织,成为一名“死士”。他这一次的目标,就是日军即将在虹口公园举行的“淞沪战役祝捷大会”。
　　4月28日,他只身来到位于上海法租界内金九的住处,托金九在他身后将遗书转给他在国内的亲人。尹奉吉知道自己此去不可能活着回来,他当即将自己的怀表取下来,留给金九作为纪念,金九也将自己的表送给尹奉吉。在下车之前,金九对尹奉吉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愿与君再面于地下。”抱着必死的想法,尹奉吉和金九握手永别。

　　一·二八”后的上海滩
　　1932年初,日本公使馆驻沪武官伙同日本特务川岛芳子制造了所谓“日僧事件”之后,在1月28日从闸北分三路向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总指挥蒋光鼐和军长蔡廷锴领导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长达三个多月的“一·二八”淞沪抗战。这次战役不仅掀起了中国全民抗日的高潮,也成为了在沪韩国人与中国人联结的纽带。
　　“一·二八”淞沪抗战开战后,中国军人的英勇无畏,让上海各界民众的心中燃起了熊熊的爱国抗日烈火,其中也包括有正义心的韩侨。在上海的韩国青年团组织了救护队,韩国的爱国妇女在上海街头张贴了很多反日标语,韩国的青年志士还到中国军队里从军。
　　上海也是韩国复国运动的领导中枢所在地。1919年4月,流亡在上海的韩国复国运动各派领袖,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推选美国留学生李承晚为国务总理,安昌浩为内务总长,金九当时是安昌浩领导下的警务总长。在上海十多年后,金九逐渐成为了韩国复国运动的核心人物。1929年,他和安昌浩、李东亭在马浪路(现马当路)普庆里4号的石库门里一栋小楼内,联合各派成立了“韩国独立党”,专门组织暗杀活动。1932年的1月8日,金九曾派人到东京行刺裕仁天皇,可惜因为炸药没有爆炸,行动失败。
　　淞沪会战爆发后,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让日军付出了惨重伤亡。无论是金九还是在沪的韩国独立党,都对这场在上海爆发的中日之战抱有极大的希望。但因为种种原因,十九路军最终不得不放弃江湾、闸北的大片阵地,撤退到上海市郊抵抗。
　　3月3日,经过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斡旋,中日代表在24日开始举行和谈。正在双方谈判进入最后关键阶段时,日方却借庆祝“天长节”为由,要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举行盛大的阅兵式,庆祝淞沪战争的“胜利”,这无疑是赤裸裸的挑衅和炫耀。
　　本来互不相干的中、韩两股力量,因为“一·二八”战役不够圆满的结果和日军在虹口公园的挑衅,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达成了某种“暗合”,于是一个惊天的计划应运而生。
　　两枚炸弹
　　这个计划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如何把炸药安全的带进会场。当时,日方的报纸《上海日日新闻》上刊登,凡是参加天长节庆祝的人都要携带午餐饭盒一个、水壶一只、太阳旗一面。
　　金九看了新闻,马上与上海兵工厂厂长联系,要求制造像日本人携带的水壶和饭盒形的炸弹。兵工厂技师王伯修历经20多次试验,终于造出了确保能够爆炸的炸弹。
　　正在金九为炸弹的制造、运输和藏匿忙碌的时候,尹奉吉也在为自己几天以后的“大动作”做着各种准备。
　　他每天都穿上很整齐的日本式西装,到虹口公园去详细察看会场的布置,同时预先选择好行事的最佳地点,还搜集了不少白川的照片,并购买了日本国旗。
　　当晚,送尹奉吉回宾馆后,金九马上带着两枚炸弹到了他的一位韩国朋友金海山的家里,告诉他尹奉吉明天有重要任务要远赴东三省,请他买点牛肉,明天早上给尹奉吉做早餐吃。金九知道,这将是尹奉吉作为自由之身的最后一顿饭。

　　祝捷大会”
　　4月29日一早,金九亲自开车送尹奉吉到虹口公园附近。紧接着,金九回寓所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转移到一位美国朋友家,焦急地等候消息。
　　尹奉吉顺利进入“祝捷大会”会场,当时的时间,是4月29日早上7点45分左右。会场内聚集了10万多如痴如狂的日本军人和侨民。尹奉吉冷静地慢慢向检阅台靠近,他最后站立的位置,在检阅台后方20米处,接近于他前两天确定的理想地点。
　　10点整,“祝捷大会”开始。出席者有侵沪日军总司令白川义则、日本居沪流民团行政委员长河端等10余名日军高级将领。
　　按照祝捷大会的程序,首先由阅兵总指挥植田中将下令检阅开始,根据当时的报纸记载,受阅军队有炮兵1团、步兵3团、重炮、山炮、运输、坦克、装甲车各1队。随即,日本小学生列队经过检阅台。
　　各国领事都还在台上,想到金九嘱咐的不能伤及无辜,尹奉吉只能耐着性子等候机会。老天帮忙,11点多钟,天空突然黑云密布,下起了小雨。各国领事纷纷为躲雨走下了检阅台,向场外走去。
　　而“祝捷大会”正进入高潮,几个日军高级将领先后祝辞,台上台下的全体日本人都高唱起日本国歌,21响礼炮也开始轰鸣。这简直是天赐良机。尹奉吉见机会已到,急向前冲了五六步,双手一挥,把饭盒形的炸药扔向检阅台,正好落在白川、河端等人的脚下。
　　一阵巨响,天崩地裂,浓烟滚滚。人们抱头鼠窜,全场一片混乱。侵沪日军总指挥白川义则大将一命呜呼,他的前任植田谦吉和野村吉三郎同在台上,一个左脚被炸断截肢,一个左眼被炸瞎。淞沪抗战中的前后三任日军首领一死两伤。此外,侵沪日军陆战队司令当场丧生,日本驻沪总领事重光葵被炸断一条腿……在检阅台上的日军高级将领非死即伤,无一幸免。

　　日军的疯狂搜捕
　　炸弹爆炸后,日军迅速包围了会场周围3里之地,严密搜查区内所有的人。当场逮捕了多名韩国人,包括没来得及脱身的尹奉吉。尹奉吉为了保全其他人,挺身而出承认炸弹是自己扔的,所有事情都是他一人所为。
　　日军疯狂的报复目标却不会止于尹奉吉一个人。他们本来就一直想抓捕在上海的韩国革命党人,碍于他们藏身于法租界,日军没理由抓人。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后,他们便出动大批军警,强迫法租界巡捕房抓捕居住在法租界的韩国人,当天就抓捕了安昌浩。
　　第二天凌晨,他们干脆分乘12辆卡车冲进法租界,搜捕了17个韩国人,金九等三人躲到美国传教士费吾先生家里,才幸免于难。
　　而就在虹口公园爆炸案发生之时,中日双方已经基本谈妥了停战条件,双方议定在5月5日签订停战协定。虹口公园的那声巨响,足以改变历史的走向。出人意料的是,不可一世的日军,竟然在这一事件上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日本当局训令谈判代表重光葵:“停战会不以炸案而停顿。”
　　淞沪战事的规模和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日军的预料。他们遇到了中国军队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日军虽然占领了中国军队的第一道防线,却已是强弩之末了。一个并非嫡系的十九路军就让他们焦头烂额,国民政府还有上百万的中央军未动,战端再扩大,日本没有取胜把握。
　　5月5日,在上海宏恩医院,刚刚在虹口公园被炸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躺在病床上,代表日本在《淞沪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一·二八”事变宣告结束。

　　中国朋友
　　爆炸案发生后一个月中,日军疯了一样地到处搜捕金九。而他一直住在美国传教士费吾家里。
　　有一天,费夫人对金九说,你们的行踪泄露了,必须赶紧离开。于是,金九和费夫人装成夫妇的样子,坐着费家的汽车,由费吾先生开车离开,然后转乘火车避身到嘉兴,在那里隐姓埋名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2年5月25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军法会议以“杀人”、“杀人未遂”、“违反爆破物取缔罚则”等罪名判处尹奉吉死刑。11月18日,尹奉吉在日本重兵押送下,被秘密押往日本神户,然后又被移送到大阪的陆军监狱。12月20日,尹奉吉在日本金泽郊外的三小牛兵工厂工地上被处决。
　　而安昌浩,日本方面没有抓到他与爆炸案有牵连的确凿证据,但又不甘心将其释放,只能把他押解到韩国的监狱中关押。1938年,安昌浩因病获准保释出狱,不久患肝硬化去世。
　　除了金九、尹奉吉、安昌浩这三个“虹口公园爆炸案”的直接相关人,大部分被拘捕的韩侨,在中国各界的声援和舆论的压力下,都先后被释放。
　　虽然韩国临时政府因这起爆炸案,不得不逃离上海,把总部挪到杭州,但这次行动的成功,也让金九和临时政府开始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青睐。1933年的5月,蒋介石在南京亲自召见了金九,两人还照了一张合影。此后,蒋介石每月固定拨给韩国临时政府5000元生活费。　　　　　据《北京日报》

　　尹奉吉赴义前的宣誓仪式
▼尹奉吉宣誓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