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漂泊的黄昏近报 新闻 时间:2017年09月15日 来源:近报
 
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样翻滚着米粥。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鸡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在老家,她原本养了10多只鸡和五六头猪,临走前全部卖掉了。老伴虽然不跟她一起来,却也要四处打工,无暇喂养它们。5年来,她每次来北京,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跟干豆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拎上火车,“都是孩子爱吃的”。她相信一切东西都是老家的最好。
时钟的指针指向下午5点。55岁的金秀琴利落地换下胸前印着“GAP”的粉色家居服——那是女儿穿腻了原本想扔掉的衣服。她穿上自己的红短袖,抓起一个尼龙袋,把穿着肉色丝袜的脚蹬进黑色平底鞋,快速按下昏暗楼道里的电梯按钮。 在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这双平底鞋匆匆穿过狭窄的胡同、低矮的居民区,穿过汽车、自行车、行人和宠物狗,停在一家幼儿园的3楼。对于金秀琴来说,这段路是她在北京为数不多的熟悉路线。5岁的外孙手里举着一块饼干,已经等了一阵子了。她掐着表算,接到外孙后要送他去上半小时的辅导班,然后必须在7点之前做好晚饭。离家之前,她已经把豆角择好洗净,只等下锅。5年前,为了完成这些“任务”,金秀琴离开生活了50年的东北铁岭。 在学术界,这些跟随子女从外省市的农村或城镇到现居住地短期或长期生活的、非本地户籍的异乡老年人,被称为“老漂族”。国家卫计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6》显示,我国流动老人将近1800万,其中专程来照顾晚辈的老人比例高达43%。 表面上,他们是这座城市极为普遍而自然的一部分。但他们并不属于这里。这些老人从四面八方来到子女所在的都市,在每天的黄昏中奔波忙碌,也在一生的黄昏中漂浮不定。 周期循环的分合 【“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相比热闹的黄昏,老人们的清晨要落寞许多。 早上5点,在这座城市的不同角落,他们几乎同时醒来。从陈显兰的房间向外看去,北京京通快速路上的路灯还在灰蒙蒙的空气中亮着。这是一套两居室,她轻轻走到女儿的房间,给外孙女喂牛奶、换尿布。外孙女现在一岁多,年纪跟陈显兰来到北京的时间一样。 客厅里没有窗子,黑漆漆的。她把自己关进厨房,在锅里加上水和小米,放在火上温吞地熬着。按照河南老家的习惯,早上她通常会炒几个菜,“吃不惯这边的咸菜”。 一年半以前,62岁的陈显兰在老家接到女儿电话的时候,同样在做饭。在滋滋啦啦的油锅旁,她听见还有两个月就临盆的女儿说自己要上班,没有时间洗衣做饭,想请她过去帮忙。放下电话,这个朴素的农妇心里有些高兴。从女儿上大学开始,母女俩已经有10多年没长期在一起生活了。孩子要强,从来没让父母担心过,可这一次,身为母亲的她也有了一种“被需要”的欣喜。那个春天,陈显兰和老伴连夜给地里种的大豆浇水,第一天浇到夜里11点,第二天浇到凌晨2点。几天后,她把两身衣服塞进一个小箱子,一大早就站在村头,等着开往郑州的大巴。陈显兰晕车,在两个小时的车程里,她吐了好几次。 金秀琴清早的锅里同样翻滚着米粥。她习惯把洗干净的鸡蛋跟粥一起煮,鸡蛋是她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在老家,她原本养了10多只鸡和五六头猪,临走前全部卖掉了。老伴虽然不跟她一起来,却也要四处打工,无暇喂养它们。5年来,她每次来北京,都要带上剁好的排骨和鸡肉,分成几部分装到小袋子里,跟干豆腐、鸡蛋、蘑菇、咸菜一起装进大纸箱,拎上火车,“都是孩子爱吃的”。她相信一切东西都是老家的最好。 62岁的田慧芬和63岁的程丽云分别从哈尔滨和大连来到北京,为儿女照顾下一代,至今已经有10年。她们来的时候连箱子都没带,就背了一个包。两位老人互不相识,却说着一样的话:“这是他们的家,我拿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学者潘永康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项调查发现,在传统社会,中国家庭的生命周期特点是:年轻人婚后先与父母合住,等自己有子女后与父母分开,在子女成婚后又与父母合住,最后再分开,如此周期循环。其中,婚后与父母合住的主要考虑是住房,由于父代通常先拥有房子,合住是“子代投奔父代”的选择,体现出“父代权威”的代际关系模式,父代是家庭的投入和决策重心。 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王伟进指出,当前人口流动性增强,婚后合住的可能性变小,再次合住的重要考虑是父代帮忙抚养孙代,这个时候,合住是“父代投奔子代”的“子代权威”代际关系模式,家庭投入和决策的重心倾向于子代。 新时代的“母亲” 【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7点左右,天完全亮了。早上是很多家庭分离的时刻。粥已经上桌,旁边摆着地瓜、油条、馒头、咸菜或炒菜。要上班的匆忙吃了几口就出门了。金秀琴和田慧芬要送孩子去上幼儿园,程丽云送孙女上小学。陈显兰把一岁多的孩子抱在怀里,看一眼时钟,又快到了哄她睡觉的时间了。 在来北京之前,这些老人从没想过会在这里长期生活。陈显兰原本打算等女儿出了月子就回去,金秀琴想的是就待一两年。可是因为“没办法”,她们全都一直待到了现在。有研究显示,在迁居地照顾孙辈的老人中,女性占比更大。成为母亲几十年后,这些女性再次扮演起“母亲”的角色。 白天的大部分时光,陈显兰都要跟一个婴儿一起度过。刚开始,她不习惯给孩子用尿不湿,“那么包着孩子能舒服吗?”在她的3个子女还是婴儿的时代,这个母亲都是用尿布,然后在下面垫一小块毯子,再下面铺一层油纸。她也不习惯婴儿的饮食。绿的青菜、红的胡萝卜,甚至猪肉都被打成泥状,五颜六色地装在一个个透明的小玻璃罐里。在她印象中,自己的孩子都是用白白的馒头喂大的。但是几个月后,陈显兰慢慢学会使用带遮阳蓬的婴儿车,每天在固定时间给孩子喂食各种营养粉调成的“辅食”,也知道在递给孩子食物前要用湿巾擦手。金秀琴被告知孩子在家的时候不能看电视。田慧芬学会了喝水时嘴唇不接触杯沿,因为女儿告诉她不能跟孩子用同一个水杯喝水。这些母亲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成为一名合格的、新时代的“母亲”。 “外地人” 【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比起陈显兰,外孙已经上幼儿园的金秀琴白天要更难打发。这几年,她发现周边有几处可以做免费理疗的地方,几乎每天都去。她们似乎很快适应了北京的生活。来到北京第二天,金秀琴就找到了离家最近的菜市场,她知道哪家的豆角、茄子、辣椒、白菜最便宜、最新鲜,也知道小区里仅有的几张长椅和健身器材的位置。 大多数时候,她们的活动范围只是周围两公里之内。陈显兰从来没有自己坐地铁出过门,也“不想学”。最远的一次是带孩子去了一公里外的大学校园。有时跟老伴一起,带着外孙女去商场玩,也从来没买过任何东西。 田慧芬一个人的时候最远去过旁边的森林公园,那里每天晚上都有老人挽着手跳交谊舞,她喜欢看,自己却从来不跳。有的老人酷爱下象棋,到北京10多年每天晚上都背着手看别人下,自己从来没下过,居委会组织的各种活动,也从未得到通知。还有的老人喜欢坐公交,绕着北京城一圈一圈地转。 程丽云不喜欢坐公交。她不喜欢上车时自己的卡只会发出“嘀”的一声,而没有跟着一句“老年卡”。有时车上会低低地传来一声“外来的”,她心里落寞,却又愤愤不平:“要是我儿子没能耐,人家会请他过来?”金秀琴楼下的清洁工会拖着长长的儿化音跟她说,“外地人怎么着也不如北京人”。陈显兰只会说河南话,有时跟北京老人搭话时,对方直接说自己“听不懂”。“他们不被这座城市接受,也不接受这座城市。”陈显兰的女儿说。 每周六的下午,程丽云都要带孙女去上绘画辅导班。上课期间,程丽云就坐在教室门外的沙发上,翻看微信朋友圈。有人给她发过一段文字:“不见孙子想孙子,见了孙子怕孙子；小孙子吃喝拉撒忙坏了老孙子,老孙子手忙脚乱还照顾不好小孙子……”她觉得很有道理。 “配一副眼镜要两千块钱,三四百的不一样吗?”报的辅导班有钢琴、绘画、英语、奥数,每套课程至少六千元。“太贵了。一个女孩子,要那么拔尖干什么?”程丽云叹了口气,又有点自豪和心疼,“她是校田径队的,钢琴已经过八级了,游泳会四种泳姿,绘画也正在考六级。孩子那么累,我也舍不得。” 孙女受不了程丽云的“过分节俭”和“唠唠叨叨”。奶奶在说话时,她会一脸无奈,跟旁边的同学说:“真服了我奶奶了。”她也不喜欢奶奶洗的衣服上有八四消毒液的味道。她常说:“我跟奶奶不在一个频道上。”每当这种时候,程丽云就想回老家。 金素琴也想家。她老家在铁岭农村,来北京之后院子里啥也没种,只是地里还种着玉米。去年过年,她回家待了不到一个月,每天傍晚拿着扇子跟同村的人一起扭秧歌,从5点一直跳到8点。 “家门口那条街从南到北,大家都认识。”她喜欢老家敞亮的门厅和院子,“一开门就上街了,多方便”。她不喜欢住带电梯的房子,和七拐八拐的楼道。 田慧芬在哈尔滨的家只有30平方米,不到北京房子的三分之一大,但她还是“恨不得现在就回去”。那里有老伴,有年迈需要照顾的老人,有退休前的同事们,还有“自由”。 “还是家里舒服,北京太热了。”有的老人因为适应不了气候,会在酷暑或寒冬来临之前,像候鸟一样回到老家。 不敢生病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 金秀琴的房间里有一个柜子,专门用来放她的药。扁平的白色药盒摞了好几堆。她长年患有糖尿病,每天需要吃三次药,每次吃三种。她在老家参加的“新农合”医保无法报销在北京看病的费用,每次去开药都要一下子买上好几个月的,用大号的尼龙袋装回北京。 金秀琴不敢生病,企图用各种方法逆转衰老。她听说曾经有位老人从西安到上海帮忙照料两个儿子的孩子,却在两个家庭的奔波途中突发脑溢血去世。前几年,她带外孙去上游泳课时,自己在一旁也跟着学会了。之后几乎每周她都要去三四次游泳馆,穿着女儿给她买的豹纹泳衣,一头扎进泳池。 陈显兰的儿女们告诉她,“您身体健康就是帮大忙了”。她不想给孩子们添麻烦。 有数据显示,在老年群体患抑郁症的人群中,尤以流动老人居多。面对死亡,这些漂泊在外的老人有无数设想。有的老人在北京突发疾病,让儿女赶紧把自己送回老家,因为“不想死在北京”。有的老人已经为自己选好了墓地,希望葬在老家一处高高的山坡上,因为“喜欢热闹”。 但总有一个理由让他们一次又一次地留在北京。陈显兰的卧室跟女儿的卧室形成了一个夹角,她从屋里能看到女儿房间。有时老人在凌晨醒来,看到另一扇窗户里还亮着灯,她骄傲又心疼。程丽云的儿子在一家软件公司上班,她偶尔过去,“就看见一排排小脑袋”。有的老人无意中看见自己拿到博士学位的孩子为了省钱买学区房,在喷泉旁边洗车,一下子泪流满面。 “身为父母,为了孩子我们做什么都是应该的。”陈显兰说。她种了一辈子地,没有退休金,女儿把平日给她的生活费都放到一个小抽屉里,看着快没了就放一些进去。家里困难,女儿结婚时他们没出一分钱的嫁妆,小两口买100多万的房子贷了90多万的款,他们也“一点忙也没帮上”,心里一直觉得愧疚。 “现在她能用上我了,我可高兴,没什么好抱怨的。”她说。 儿女不想让老人离开,有的老人提出要回老家,儿女把老人的证件和钥匙全部藏了起来。 也有老人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了。一位在北京居住了20年的老人说:“老家的房子太大,太空旷了。”在大城市住久了,他们会觉得家乡的街道突然变得脏乱拥挤,甚至陌生,连人情往来都成了负担。某种意义上,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是异乡人。(受访者为化名)据《中国青年报》 |
||||||||||
放大
缩小
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