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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敦刻尔克》:宜昌大撤退近报 新闻 时间:2017年09月15日 来源:近报
   
发生在1940年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让被德军围困在法国港口敦刻尔克的40万英法盟军之中的33万人,安全回到英吉利海峡对面的英国。他们,就是后来重新投入战争并获得最后胜利的盟军重要力量。实现这场伟绩的,除了英国军舰,还有无数普通渔民的渔船、舢板和游艇。这是一场当之无愧的人民的胜利。
其实,大撤退外国有,中国也有,甚至比敦刻尔克还早,救出的人更多。这就是宜昌大撤退。 指挥这场大撤退的,不是元帅,不是将军,是被称为“中国船王”的实业家——卢作孚。 这场不为人知的大撤退,足以影响抗日战争的走势。 武汉沦陷, 人员物资聚集宜昌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民政府节节败退,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先后沦陷。重要城市沦陷,工业的发展也就岌岌可危。为了保存工业实力,中国沿海的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往重庆、成都等长江沿岸的城市搬家。 1938年10月,武汉也沦陷了。国民政府决定放弃武汉,所有从武汉撤出的人员和物资,都只能就近集中在宜昌。 照这个阵势,宜昌肯定也支持不了多久,这些人员和物资,还得准备着运去重庆和成都。 宜昌虽然不大,但是接连了江汉平原和长江三峡,被人们叫做川鄂咽喉。当时公路和铁路都非常不发达,想进四川,只能走水路,宜昌就是必经之地。 长江三峡水流湍急,处处都是险滩,1500吨以上的大船根本过不了。所有从下游运来的人员和物资,在进入三峡之前,都得在宜昌码头换乘小船。更关键的是,当时已是深秋,还有40天,长江就要进入枯水期,船只就不能通过了。 武汉一沦陷,难民都往宜昌涌过来。平时只有11多万人的宜昌,一下子多了好几万人。在宜昌沿江两岸的码头上,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九万吨以上从长江中、下游撤退到这里的物资。其中绝大多数没有装箱,敞露在地上,听任风吹雨淋。这批物资极为重要,几乎全中国的兵工、航空工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命,都集中在这里了。一旦遭受损失,后果将不堪设想。 可以说,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国最危险的时刻之一。遍街皆是人员,遍地皆是器材,人心非常恐慌。 如何在这40天内,用极其有限的运力,把滞留此地的13万吨的战略物资和军工设备,超过3万名的军政官员、技术工人、普通难民、儿童安全送到大后方? 国难当头, 卢作孚挺身而出 谁来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卢作孚站出来了。他当时是民生公司的老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水路运输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交通运输的事归他管。本来要去外国考察的他,立即返回宜昌,向全公司上下发出号召:民生公司应该首先动员起来参加战争。 最理想的情况,就是将所有物资和人员在40天之内全部安全运走；稍逊一点,能运多少是多少,决不能落入敌手。但民生公司只有二十多艘大轮船,运载能力又太小,最大的货船一次只能运载600多吨货物,最大的客船只能坐200多人。按照平时的运量,要把这么多人、这么多货运完,大概得一年时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形势紧急,没时间多想。民生公司的22条轮船、2000多艘沿江小木船,全都被他投入到大撤退之中。卢作孚给所有人做出的承诺就是:以不落入敌手为目的。 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从到达宜昌那天之后,卢作孚就下令,停止请客应酬,铆足干劲,只保留工作往来。 民生公司采取了“三段航行法”的抢运方案:宜昌到重庆,全长足足有600多公里。将宜昌到重庆按照水情状况分成宜昌到三斗坪、三斗坪到万县、万县到重庆三段。大型设备等重要物资,才能用专门的船直接运到重庆。其他的货物和人员,都要进行分段抢运。 有人可能会问,直接从头运到尾不是更快吗?中间不换船的话,环节少,速度也快,但是一来一回,就得花6天时间。而分开三段来运输,每天早上都能有6、7船装满货物出发,下午这些船就能回航,继续运下一批货物。返程也不是空船而返,抗日士兵可以乘坐这些船只,出四川打鬼子。 民生公司上上下下都投入到了这次抢运之中,还增加了3000多名码头搬运工、三峡险滩段纤夫,一天24小时轮流装卸运输,争分夺秒。 卢作孚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个过程:每晨宜昌……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彪炳史册, 前后运送150万人 当时民生公司基本上承包了长江的水运,但是卢作孚并没有借此大发战争财,反而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公教人员可以优先登船并且享受半价,难民儿童可以免费乘坐；每艘船离开宜昌时都必须带走50名孤儿；至于货物,外商报价每吨为300到400元,但是民生公司运输每吨军工器材只需要27到30元,其他公物每吨40元多一点,民间器材每吨60到80元。 卢作孚把大撤退这件事,当成了自己和全公司的使命。他曾经亲手写过一联,挂在轮船上,以激励所有的员工,要齐心协力抗战:作息均有人群至乐,梦寐勿忘国家大难。他还鼓励公司员工自行研制无线电台,研制出的10多台电台,可以了解每时每刻长江水文环境的变化,及时报告每艘船只的运行情况,确保航运的安全。 他儿子卢国纪曾这样描述他的父亲:他对长江上游全线的运输情况了如指掌。他知道每一小时有多少吨物资正在被运走和什么船在运它们；知道每一只船什么时候航行在什么地方；知道哪一些物资正在哪一个港口卸货；知道哪一些单位的物资正在装上驳船；从而使他能够准确地指挥整个运输工作,使之完全按照计划顺利进行。 有一次,他穿着粗布衣服在码头上指挥这指挥那。一个不认识他的报关行掮客感到奇怪,不客气地问他,喂,你贵姓啊?卢作孚简单地回答:“卢作孚。”那人大惊失色,“哦,哦,你就是卢次长”,灰溜溜地退到人群之中。 江水湍急,时间紧迫,转运的船舶还得要承受日军敌机的轰炸。丧失了制空权,几乎每天都有轮船、木船被炸毁,都有员工被炸伤。卢作孚对这段情景历历在目:第一次炸沉最大轮船一只,第二次沉没四只,损坏一只,第三次沉没一只,损坏两只,第四次沉没一只,损坏一只,这一本小册子正在草写的时候,第五次的轰炸又来了……40天之中,有16艘轮船被炸毁,161名船员遇难,61名船员受伤致残。 从宜昌抢运出的单位,既有金陵兵工厂这样的大型军工企业,也有纺织厂这样的民用企业,还有医院、学校、政府机关、科研单位、珍贵文物等。这些抢运入川的物资,很快就开始在四川东山再起,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工业区,尤其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兵工、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生产了大批枪炮,提供了武器,成了抗战坚强的后盾。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学校,也在这次抢运中顺利迁移到重庆、成都。 40多天的日夜抢运,货物被运出了三分之二,人员全部被运出宜昌。加上来回运输的军队、伤兵等,民生公司船队前前后后一共运送了150多万人。无论是人才,还是物资,都最大程度地保住了。 “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就把这次大撤退,直接比喻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但宜昌大撤退,比敦刻尔克更壮烈、更伟大。 1938年年底,卢作孚在自己的日记上这么总结了民生公司的一年:这一年,我们没有做生意,我们上前线去了。 实业救国,卢作孚其人 民生公司的船只,成了抗战时期中国的诺亚方舟。卢作孚,就是诺亚方舟的掌舵人。他保存了抗日战争胜利的火种。 卢作孚出生在1893年。跟很多有志之士一样,他也想靠自己的双手,去推翻清朝的统治,改变整个国家。 他不是富二代,因为家境贫穷,刚上完小学就没钱读书了,后来只能自学。 年轻时办过学校,编过教材,做过革命党,当过《川报》总编辑……他希望以教育开民智,倡导教育救国,但无奈以失败告终。30岁之前,他跟实业两个字,根本不搭边。一直到了32岁,他才转变方向——实业救国。 之前就有朋友怂恿他,要想救国,就应该“要做一颗炸弹”,但是卢作孚不同意:对中国这样的国家而言,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这种“微生物”,在卢作孚看来,就是交通运输。因为交通运输,是“各业之母”,尤其是在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川蜀,水运更显重要。 1925年,他拿着招股募集来的8000大洋,集合了一群志同道合的青年,创办了民生轮船公司并且出任总经理,开辟了重庆到老家四川合川的航线。 刚开始,他就订造了一艘70吨重的小船。船虽小,用的却是德国奔驰的引擎。船质量好,卢作孚又每天亲自上船接待顾客,民生的口碑很快就传开了。 到抗战前,民生公司已经统一了川江航运,将外国航船公司逐出了长江上游,民生也成为了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 能力越大,责任也就越大。宜昌大撤退,不是民生公司参与抗战的终点。在整个抗战期间,他们都在以自己的力量救国。 从1937年到1944年,民生公司在重庆、万县、宜昌等地运送抗日将士270万人,西迁人员35万人,抢运军工器材1.9万吨,航空油料3.9万吨,其他辎重30.9万吨。 到了抗战后期,民生公司已经拥有140多艘客货轮船,开辟了几千公里的内河航线,业务还发展到钢铁、建筑、银行等多个领域。 1950年,卢作孚把在香港的船队带回了大陆。回到重庆后,卢作孚继续重新投入到民生公司的日常工作中,一刻也不停止。 作为特邀代表,他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后来还被增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他还率先向中央提出民生公司进行公私合营改造。卢作孚真是一生用实业为祖国贡献了全部力量。 然而最终,厄运还是降临到他的头上。1952年1月初离京返渝时,正值“五反”运动高潮,他被指为“不法资本家”遭受了无情斗争,他不甘受辱,遂于1952年2月8日在重庆服用大量安眠药后辞世,他留给妻子的遗嘱全文为:一、借用民生公司家具,送还民生公司；二、民生公司股票交给国家；三、今后生活依靠儿女；四、西南军政委员会证章送还军政委员会。 1980年,中共四川省委为卢作孚先生作出了政治结论,结论中说:“卢作孚为人民做过许多好事,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据《国家人文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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