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7版:风云-2017年03月03日

　　1992年1月17日,农历辛未年腊月十三。北京的积雪刚刚融化。傍晚时分,一个由警车开道的车队,从景山后街开出,拐入长安街后一路向东,驶往北京站。此时,在北京站东侧的一个月台上,一辆绿皮车已经停在了预定位置。与其他列车不同的是,它没有编号,也没有标示始发终点站。除了中办和铁路相关人员,没有人知道它将开往哪里。
　　而在南方的广东省,相关的接待工作已经准备停当。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对接待路线重新踩了点,省委书记谢非则让秘书准备好录音机,自己也准备了一只——虽然按照中办的要求,这次接待不能录音。这个让广东省翘首以待的人物,就是8年前曾“到此一游”的邓小平。与8年前一样,广东和中国都再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
内忧外患改革难推
　　1990年,中国GDP增长率再创改革开放以来的新低,达到3.8%。这已是连续两年这一数字低于5%。与此同时,周边经济体的高速发展,又平添了一股无形的压力。在中国忙于治理整顿的几年里,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正突飞猛进:1990年,台湾地区、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的GDP增长率分别是6.9%、7.2%、9%和9.3%。
　　在邓小平的理论里,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一个重要指标,被认为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的一杆标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有这10年的发展。假设我们有5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度发展,例如4%、5%甚至2%、3%,会发生什么影响?”
　　1990年底,在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与几位中央领导谈话,强调要推进改革开放,“不要怕冒一点风险”,“改革开放越前进,承担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就越强。”
　　但是,中宣部理论局的一位官员曾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提及,邓小平的上述谈话,在十三届七中全会上,只在各小组召集人会议上作了传达,且被告知回到组里不许传达,会后也不许向下传达。
　　从1988年开始的治理整顿,本意是为虚火过剩的经济降降火,但在1990年前后特殊的背景下,这一过程夹杂了很多对“资本主义”的清算。当时的时代背景,除众所周知的国内政治风波外,还有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两德统一；接下来,波兰团结工会负责人瓦文萨通过民选当上了总统；接着,捷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政权也变了天。1989年12月25日,罗马尼亚前最高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枪决。1991年8月,苏联解体。
　　当时,外向型经济占比较大的广东省,被视为“和平演变”的大本营。在这种舆论氛围下,不仅广东省工业品外销受到影响,其外汇数量和外资占比也遭到过网式筛查。当时的广东官场,弥漫着一种消极情绪。大家都求自保,但求无过。广州市长黎子流说,在广州市委常委会上,笼罩着一股保守气息,一些改革性措施很难通过。
“皇甫平”开舆论先声
　　1991年1月,邓小平连续四次到上海过年。上海的官员发现,与前几次大多在西郊公园附近静养不同,邓小平这一次把很多的时间用于视察:1月31日,他去了上海航空公司；2月6日,去了大众汽车公司；2月18日,去了尚在建设中的南浦大桥,并登上了上海市最高的新锦江大楼。
　　在视察的过程中,邓小平陆陆续续发表了一些谈话。全程陪同视察的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是这些谈话的第一见证人。这些谈话后来被整理成文,被称为“上海谈话”。“上海谈话”的主要内容,与1年后的南巡讲话异曲同工。而这两个谈话,又与1990年底十三届七中全会前的谈话大同小异。
　　《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副总编辑周瑞金和他的评论写作班子捕捉到了他“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的深意,于是催生了引发巨大争议的“皇甫平”系列评论。
　　春节前几天,周瑞金,被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叫到家里看了邓小平在上海的讲话材料。材料是邓榕(邓小平三女儿)和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一起整理的。1991年2月13日,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打来电话,说自己手里有一份邓小平在上海讲话的记录。这是朱镕基在市委办公厅第一党支部组织生活会上公布的。于是,周瑞金、凌河和施芝鸿围坐在一起,敲定了大年初一评论的内容,就写改革开放。
　　这与当时主流媒体的调子显著不同。此前,凌河曾经给中央四家大报的评论部打电话,询问大年初一的评论内容。得到的答复是有的写质量年,有的写集约年,还有的写艰苦奋斗。
　　2月15日,皇甫平系列评论的开篇《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出炉。文章引用了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的话——“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周瑞金说,署名“皇甫平”,并非如外界所解读的“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而是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
改革“姓资姓社”之争
　　从2月15日到4月12日,《解放日报》又以皇甫平的名义,在头版发了三篇评论。第二篇叫《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第三篇叫《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第四篇叫《改革开放需要德才兼备的干部》。每篇文章的时间间隔在20天左右。
　　在四篇评论中,第二篇的分量最重。它把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市场和计划只是手段,并不是区分社会制度的标志”提了出来。
　　前两篇文章发表后,外界的反应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包括美联社、法新社、路透社在内的境外媒体打电话来问:皇甫平是谁?背后的人是谁?但国内媒体波澜不惊。真正引发争议的是第三篇评论。
　　这篇评论复制了邓小平“上海谈话”的“不要怕”精神,说扩大开放要“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如果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趑趄不前,难以办成大事。”这一论述,引爆了当时占据主流舆论的一个点,即改革开放要不要问“姓社姓资”。主流媒体相对谨慎,先是转载这些言论,后来才主动介入。
　　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吉说,在主流媒体批判之前,通常会先“包打听”。来打听(皇甫平)是什么背景。有人电话里打听,也有人跑到上海打听。其中,打听得最着急的部门有两个:一是中宣部,二是《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社一位负责人跑到上海,当面责问周瑞金这组文章的背景。周说没有人授意,是自己决定发表的。这位负责人提出让周向中央写个报告,说明皇甫平文章没有什么背景,也没有什么来头。他说,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回北京做工作,以后不再批判皇甫平了。周瑞金拒绝了。
　　6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邓力群的长文《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文章说,全国人民现在面临着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8月下旬,《求是》杂志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文章说:“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
　　随着批判的深入,“左”派的指向越来越明显:用“两个中心”取代“一个中心”,借“四项基本原则”的名义压制改革开放。周瑞金说,在当时的舆论氛围中,很少有媒体敢于公开支持“皇甫平”,唯一的支持者《半月谈》也遭到了批评。皇甫平事件裹挟了很多人。
　　刘吉当时是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理论。他找到与自己相熟的邓小平二女儿邓楠,跟她说了事情的经过。“她跟老爷子说了。老爷子就要看皇甫平的文章。看了以后,觉得这就是自己的思想。他把这个话告诉杨尚昆。杨出来说话,这个事就慢慢平息下来了。”
　　在整个皇甫平事件期间,邓小平很少说话,但他一直静观事态的发展,并在景山后街的小院内思索对策。从1992年南巡讲话的内容看,他对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都经过了深思熟虑。
92南巡“用实践说话”
　　皇甫平事件,构成了邓小平南巡最重要的一个背景。在1991年的‘左’右交锋中,京城圈子里流传着一句话:“京都老翁,坐看风起云涌。”
　　出发之前,没有人知道邓小平要说话。他特意等到孙女羊羊和孙子萌萌放寒假以后出行,更给人一种全家人外出度假的感觉。但邓小平抵达深圳后的表现,表明他8年之后的这一次南行,并非“休息”那么简单。全程陪护的大女儿邓林发现,平素少言寡语的父亲,到深圳后“眼神特别急切”。
　　分析人士认为,邓小平是深思熟虑才最终做的决定。十三届七中全会不行,就有了“上海谈话”,“上海谈话”不行,就有了92年南巡。
　　邓小平92年南巡的很多讲话,都很有针对性。1月20日,在深圳国贸中心,邓小平指着窗外的一片高楼说,深圳发展得这么快,是靠实干干出来的,不是靠讲话讲出来的,不是靠写文章写出来的。1992年南巡,他不仅登上了深圳的国贸中心,还登上了珠海最高的芳园大厦。有述评称,他似乎将此视为由他掌舵的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标志。
　　用实践说话,是邓小平此次南巡的策略。他说,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地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的常识都没有。”在珠海江海电子公司,邓小平在参观了车间后说,不是有人议论“姓社姓资”吗,你们这里就是姓“社”嘛,你们这里就是很好的社会主义。在怎么区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方面,邓小平给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三个标准多属于经济范畴,与当时争论和胶着的意识形态无关。
　　邓小平还用自己三次挨整的经历,对“左右”问题明确表态:“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主要’是什么意思?在改革这个问题上,跟‘左’的分歧是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跟右的分歧是改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当然首先是要不要改,然后才是防止走资本主义的方向。”　　　据《中国新闻周刊》
　　在邓小平的理论里,经济的发展速度是一个重要指标,被认为是衡量社会主义制度是否优越的一杆标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
　　纪念邓小平南巡25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