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5版:揭秘-2017年03月24日

　　同治十一年(1872)六月初四,上海的《申报》登载了《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的文章,提出了全面弛禁,广泛种植、生产鸦片,课取重税,以增加国库收入、限制吸食的主张。指出:“鸦片烟土为祸甚烈,然果能尽弛其禁,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其一,“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反不如大弛其禁,纵民耕种,令其足供民间吸食,国家可以岁收税银,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为计岂不美乎?”其二,“重增其税,使其价日昂,不但贫民无计吸食,即富人之吸食既多,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是不禁而自禁矣,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
　　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生产鸦片。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
　　同治十三年(1874)二月,林则徐表示“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于事无妨。所恨者,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也奏请弛禁,以抵制洋烟的涌入。李鸿章官高权重,光绪十一年(1885),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而对土药征收60两。
　　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种植罂粟、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受利益驱动,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一时之间,全国各地,无论是大江南北,黄河上下,还是长城内外,漠北滇南,罂粟花到处开放,摇曳生姿。
　　然而,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清廷实施的“以土抵洋”的鸦片政策,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其危害相当大。
据《中国社会史:烟毒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