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6版:钩沉-2017年09月15日

邓小平平息重庆金融风波
　　1949年6月,西南局第一书记兼西南局财委主任邓小平一到重庆,即把稳定金融作为入城后的当务之急,提出“一手抓接管、一手抓金融”。
　　二野老战士魏仲云回忆说,邓政委远见卓识,组建西南服务团时,他就特别招收专门人才,成立4个财经大队,即税务大队、银行中队、房管大队、工程中队。他记得,在挺进大西南的千军万马中,有一支装备特殊的军用卡车车队:全部密封,架着机枪护卫。
　　车里装的就是在华北老区印钞厂印制的崭新人民币。这支车队日夜兼程,在解放重庆的先头部队入城后的第6天就开进了城。重庆解放后第11天,1949年12月10日,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分行、川东和重庆分行正式宣告成立。
　　魏仲云说,国民党的银圆券和黄金外币被禁用,但我们手中的人民币还占领不了金融市场。随军运进城的人民币总共只有1000亿(旧币),但至少要有9000亿才能左右金融局势。缺口大,挤兑风起,局面比较被动。实际上,邓小平对这些问题早已预料到了,在金融风波出现前就曾急电中央,火速空运一二千亿元来。形势很快缓解,排队挤兑的长龙渐渐消失了。重庆的经济血脉通了,大西南的经济血脉也通了。在平息金融风波过程中,一些操纵银圆黑市的银圆贩子还兴风作浪,政府给予了无情打击。魏仲云当时奉命组织学生游行,打击银圆贩子。　　据《南方日报》
　　在开国皇帝里,洪武皇帝朱元璋恐怕是唯一出身赤贫阶层的。当上皇帝后,他深刻认识到只有农民富足,天下才会安定；只有农村安宁,统治才会长久。　　基于以上认识,朱元璋制定了“严禁官吏下乡扰民害民”的法令。该法规定:禁止官吏下乡扰民,允许村民捉拿扰害乡村的官吏并押解到首都治罪。这项法令世所罕见,但在当时曾得到坚决的贯彻执行。
　　洪武一朝的《大诰三编》里就记载了河北乐亭县农民赵罕辰把扰民县吏绑到首都南京的事件。起因并不复杂:乐亭县主簿汪铎与县衙有关部门负责人商量,搞了一个“佥派徭役”的把戏。说白了就是巧立名目、摊派勒索。他们规定,县民中凡想逃避此徭役者,必须每人上缴5匹绢。
　　5匹绢按当时官方折价,相当于6石大米。而那时的七品县令每月收入才7.5石米,九品主簿则更少,只有5石米。
　　结果可想而知,民怨沸腾,乐亭县农民赵罕辰率领34个农民把8个县衙负责人捆绑起来,押解到京师。县主簿汪铎苦苦哀求赵罕辰:“我从14岁寒窗苦读,到今天才熬到这个位子,饶了我这一次吧,别坏了我的前程。”结果,他还是被气愤之极的村民送到京师,被朱元璋砍掉了脑袋。
　　朱元璋亲自撰写的《大诰续编》,还向全国通报表彰了“如诰擒恶受赏”的江苏常熟县农民陈寿六。常熟县吏顾英,因“扰害乡民甚众”,激起民愤,农民陈寿六率领自己的弟弟与外甥3人,绑了顾英,押到首都告御状。
　　朱元璋见后大加赞扬,并奖赏钞票20锭,3个人各赏给衣服两件,免除“杂泛差役三年”,通报全国表彰。在《大诰续编》中,朱元璋还严厉警告那些贪官污吏:若有敢于无事生非扰害陈寿六者,满门抄斩；若有敢于捏造罪名诬陷陈寿六者,满门抄斩。陈寿六若有过失,只有皇帝本人才有权力审他。最后,朱元璋还发出浩叹:“其陈寿六岂不伟哉!”
　　朱元璋治官惩吏颇为严酷,《大明律》规定:官吏贪污60两,就要“剥皮实草”。法律不可谓不严,但贪官仍层出不穷,杀不胜杀。“严禁官吏扰民”这颇富创意的政策,只是在洪武一朝得以执行,随着朱元璋的离世,这一世所罕见的“为民做主”令即刻烟消云散,人亡政息,“洪武之治”也成为小说《儒林外史》中邹吉甫所津津乐道的“美好岁月”。
据《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