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4版:纪实-2018年03月02日

这点事情就怕怎么当律师
　　出庭吧,爸爸
　　考了12次司法考试终于当上律师的詹肇成,被滞留在了看守所。因为涉嫌诱导证人改变证言、被控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65岁的他离开了朝夕相处的辩护席。2017年11月14日,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最终判决詹肇成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几年前的一次调查取证是这一切的源头。同为律师的女儿詹燕是父亲最早的辩护律师,这个在大城市执业的年轻律师惊呆了。“辩护人妨害作证罪”在业内普遍被视作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的不易和风险她再清楚不过。
　　新律师的
脾气不小
　　没人比詹燕更了解58岁才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父亲了。父亲不是科班出身,因为喜欢法律,他连考了12次司法考试,从壮年考到退休,最后才勉强踩线通过。
　　那是2008年,年轻的詹燕也通过了司考。父女俩进了县城同一家律师事务所。共事的日子,詹燕一点儿没觉得省心。一场并不复杂的交通事故,作为被告辩护人的詹肇成却一路把官司打到了四川省高院。
　　被告是一个农民,案发当日,因为村委会要接受环境建设检查,临时找不着车运输围板,正在栽秧的被告人从田里被叫出来去开三轮。没料路上出了车祸,搭车的负责村委会建设的老板因车祸死亡。
　　一审宣判这个农民承担所有刑事及民事责任。这个新律师的脾气不小,他觉得案子判得不公,被告人并非专门从事运输业,村委会也应当追加为被告,不能回避民事责任。
　　这样的案子耗时长,又“没啥经济效益”,一路打下去还得罪不少人。“他还是太看重官司本身了,输赢背后,还有很多事情他不理解”。詹燕说。
　　尽管吃穿不愁、每个月有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但詹肇成说,自己最爱接的还是那些“有经济效益”的案子。只不过,身在最基层的小县城,他能碰上的,大多数是最无力的案子。
　　曾有一个农民工拖着断掉的手臂找到他。在车间工作时,他的手被卷进了编织袋子的机器。工厂方不愿意赔钱,具体承包项目的老板又跑路了,这起法律援助的案子摆上了詹肇成的案头。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联络农民工的工友搜集证据,他寻找工资表,想办法认定劳动事实。随后,两个人开始申请仲裁,反复被认定不成立后,他们又提起诉讼,一审判决后,对方不服,再上诉,然后再驳回。
　　案子前后走了3年。
　　他的精力被一点点拖了进去,他一次次地在小城里穿行,两千多元的工资也尽数砸进了日常开销。有人问他值得吗,詹肇成说:“每一步都在向前走啊。只不过程序多一点。终究是给人希望的。”官司打到最后,詹肇成觉得支撑自己的,也许只是最初那个农民工抹眼泪的样子,“我见不得这些事情”“太惨了,不给赔偿还有正义公正可言吗?”

　　当了律师好几年,詹燕有自己办案的原则和方法。她排斥刑案、拒绝调查取证,尤其对当事人和相关部门说话留三分余地。
　　让父亲身陷看守所的案子在她看来太危险了。那是一桩刑事案件,根据蒲江县检察院的指控,该县一位农机经营者何恒钻了国家“对农民购买农机具予以财政补贴”的空子,找到没有购买需求的35家农户,用他们的身份证、户口簿等,办理购买了拖拉机、油菜籽收获机等享受国家补贴的农机具35台,后倒卖他人,骗取国家补贴。作为辩护律师,会见当事人时,当事人突然告诉詹肇成,自己只套取了12台农机,并非起诉书所称的35台。詹肇成心生疑惑,很快他作出决定,带上所里一位年轻律师刘勋,两人一道去向当事农户调查取证。
　　但这一行为被视作有涉嫌诱导证人改变证言的嫌疑。公安机关宣称,有证人表示,是律师要求他们改变证言,以便帮助何恒减轻罪责,故作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言。
　　詹燕仔细检查了父亲的资料,案卷资料基本都是手写,东边放一坨西边丢一沓儿。手机里面的照片要么只拍了一半,要么是花的。她埋怨这个“不懂保护自己”的父亲。隔着铁栏,詹燕劝父亲,家里人一致认为辩护太难了,死扛意义也不大。
　　父亲面对名声、面对“真相”,总是犯倔脾气。以前每次开庭,如果遇到公诉方出示的证据有一定问题,较真的詹肇成一定会当场指出。
　　她无法理解,父亲身在小县城,每天和这些部门打交道,为啥一定要得罪人,不能“灵活成熟”些吗?
　　有时她教父亲如何圆滑点儿规避风险,反而会被父亲一顿臭骂。“我真是没有把你教育好。”他说:“倡导法治建设就应该从最基层的律师开始做起,就要和不好的东西划清界线。”
　　当初詹肇成被那个交通事故案拖住精力时,身边很多人劝他放弃,案子再打下去,结果无非是少赔一点儿钱。
　　谁也没有想到,詹肇成说,自己是一名律师,“只晓得律师就该坚持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这个“年轻”的花甲律师执业时间不长,但五六年时间里,他接了近一百起法律援助案件。
　　隔着那道铁栏,詹燕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父亲,两个人就像走上了两条不同的律师之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詹肇成说,“不要因为我关着了就产生多余的想法。没有犯罪就是没有犯罪,如果因为这点事情就怕了的话,还怎么当律师?”

　　詹肇成及刘勋涉嫌犯“辩护人妨害作证罪”一案于2016年8月第一次开庭审理。媒体报道后,有律师发声明:“调查取证是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极为重要的权利,也是辩护律师为当事人进行有效辩护的职责所在……”
　　“如果动辄对进行调查取证的辩护律师以妨害作证罪名予以刑事追诉,必将导致更多的律师不敢、不能进行调查取证,这将极大的损害刑事案件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使刑事辩护沦为‘形式辩护’。”
　　如此多的律师声援,让她哭了。
　　第一次庭审结束后,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斯伟江、北京泽博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被更换为詹肇成的辩护律师。
　　2012年詹燕在司法考试中以高分拿到A类法律职业资格证,随后来到成都市区的律所执业。父亲还会时不时批评她,“做一个好律师,你还差远了。”
　　她告诉记者,再想起父亲的话,突然觉得,父亲这个C类法律职业资格证持证律师,也许比自己更像一个真正的律师。
　　有人告诉詹肇成钓鱼执法的事情,他听了直摇头。“法治在不断地完善,依法办事一定会是必然趋势。区别只在于时间来得早一点或晚一点。”詹肇成说,“如果律师同仁都一起努力的话,我相信一定会来得更快一点。很多次的二审都证明了这一点。”詹燕终于开始渐渐理解父亲,自始至终父亲相信的,都不是人情、关系和套路,而是法律本身。更换辩护律师之前,父女俩隔着铁栏见了最后一面。
　　父亲脸上看不出悲伤的神情。他对女儿说,这两位律师业务水平很高,“你刑案水平不太行,现在趁他们来了,你要好好跟他们学。”
和父亲并肩的律师之路
　　在看守所,他的身体零件频频“失灵”,医生让他锻炼,他找出十斤重的水桶,一手一个,把水桶当成哑铃。一开始,只能举几次,后来是几十次,最后,他能坚持一个小时。
　　脚部肿胀,他就一个人在监室里原地跳。能走出监室了,他必定要绕着操场“走圈圈”。他说,当时不怕定罪,只怕“还没来得及昭雪人就死了”。
　　这些有关父亲的消息一飘进耳朵,詹燕就忍不住大哭一场。她打印了一沓又一沓的材料,寄给相关部门。她数不清自己寄了几千封信,只知道留下来的快递单有几十公分厚。“我已经不去想有没有用了,只要是没有坏处的事,我都想做。”
　　曾经,她在微博里晒娃、晒旅游图、晒自拍,一本正经地表示自己司法考试高分通过是因为“老师是个很有男人味的帅哥”,也抱怨“工作这么累咋还不减肥”。后来她的微博越来越单调,她反复陈述案情。“如果每个律师都只考虑自己的安全、都不发声,其实到头来每个人都不安全。”詹燕说。周泽为父亲写的辩护词她快背下来了,“刑辩律师都不敢取证,必将意味着刑事辩护参与程度和辩护水平的下降。刑事辩护的式微,意味着律师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失衡,而这不仅是律师的悲哀,更是司法的悲哀和全体国民的悲哀。”“这些年先后平反的聂树斌案、佘祥林案、杜培武案、赵作海案、张氏叔侄案、陈满案、乐平案等重大冤案昭示我们:公正的司法才能赢得尊重,而律师是促成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重要力量；每个人,也包括法官、检察官,都可能被当成犯罪嫌疑人,甚至被冤枉。因此,保障刑辩律师的执业权,尤其是调查取证权,就是维护刑事司法公正和保护每个人不被无辜冤枉的权利。”詹燕说,眼下的自己,也许终于走上了一条和父亲并肩的律师之路。
　　她身上一点点长出的“棱角”被旁人看在眼里,他们和詹肇成开玩笑,说詹燕现在“变得比老詹律师还老詹律师了”。
　　2017年夏天,案子又一次开庭,詹燕时隔大半年后终于见到了父亲。印象里,那个每次都托律师周泽带话“好得很”的男人,看起来像“丐帮的叫花子”。他老了,皱纹多了,头发白了,詹燕又哭了。这次开庭后,詹燕开始写日记,记录和父亲已经分离的日子。日记从500多天写到了674天,有时她写自己对父亲的思念,有时记录自己当天为案子做了什么,有时她把两位辩护人的辩护词发上去,有时她什么也不写,只是用拇指摁下日子。
　　累了的时候,她就会想想父亲在监室里的趣事儿。在看守所,白天没事做,父亲跑去借书看,从《中国上下五千年》《鬼谷子全集》看到《毛泽东传》,能看电视了,他就拖着旁人一起看“中国诗词大会”,还玩起了飞花令。“我是没有犯罪的人,我的精神不会垮。”詹肇成说,“我有我的追求,我出去以后还要当律师。”

做“该做的事”　
　　判决的日子在2017年11月14日。那天,詹燕站在法院外不敢进门,姐姐带回了结果。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对公诉方9项指控中的8项不予认定,但认为詹肇成采用言语方式引诱了一名证人,致其违背事实改变证言,其行为已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鉴于蒲江县法院并未采信该份笔录,对国家司法机关诉讼活动妨害程度较轻,属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最终判决其构成犯罪但免于刑事处罚。
　　从看守所出来后,詹肇成的第一句话是要烟,接着,老人的第二句话是:“我还要继续执业。”有些营养不良、需要被人扶着身体的詹肇成说,“通过这件事情,我反而要继续执业,要让社会知道,该做的事情不能因为一个挫折就受到影响。我相信法律终究还是公正的,要用长远、发展的眼光来看。”
　　他告诉记者,自己会继续执业,做“该做的事”,但也会向女儿学习,“更谨慎一点,自我保护意识加强一点”。
　　他的手机里终于有了清晰的图片。养病的日子里,他戴着老花镜每天学习如何使用微信。这个父亲欣慰于女儿的成长,只是如今女儿的个性太强了,他怕詹燕得罪人。
　　“这两年因为我的事情,把詹燕耽误了。”围着火炉,詹肇成低着头默默地说。
　　父女俩最终决定不上诉。詹燕说,“要把有限的生命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两年的时间里,詹燕早已不知不觉融入到了一个新的圈子,她重新发现、认识、理解了律师这个职业。有同行说,詹燕变了,她身上有了一种信仰法的力量,“律师本身以法律为业,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就是追求公平正义。所以,对律师而言,对任何不公平非正义行为的排斥和抵制是一种本能。”
　　“可能我还是没办法做刑事案件,毕竟庭审技巧还是太匮乏了。”詹燕说,“也许我还是做不到挺身而出,但至少我不会再回避、不会再拒绝。”
据《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