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7版:风云-2018年03月02日

　　清末,长达十几年的太平天国战争造成城市商业不振,乡村农业破产,国库空虚如洗,朝廷难为无米之炊,不得不实行各省督抚“就地筹饷”政策,财政权于是渐次落入地方督抚之手。朝廷对南方的管治,更觉鞭长莫及。而督抚要组织民团打仗、筹措军饷,在权力上与中央政府相颉颃,须与地方士绅联手。绅权因而日益膨胀,许多影响中国政局的大事,都可以发现地方士绅在背后运筹的影子——这是清末商人自治运动勃兴的原因之一。

>>　粤商表明铁路商办立场
　　1906年元宵节刚过,由总商会主办的《广州总商会报》便创刊了,馆址设在十七甫,发起人是左宗藩、郑观应等官绅商人。内容包括上谕、商务、论说、本省商务要闻、京外商务要闻、译外国商务要闻、时事、本省要闻、铁路纪事等。
　　铁路对朝廷来说,一直是个烫手的番薯。1903年,朝廷把铁路划归商部通艺司经营,公布了铁路简明章程,允许一些支线由私人集资兴建。广东铁路,核准由绅商集股自办的有广厦(门)、潮汕、新宁三条线路。但粤商最关心的是粤汉铁路干线,这是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
　　粤汉铁路最早由英国提出修筑方案,鄂、湘、粤三省官绅集资兴建,但后来因为筹款困难,经官府提议,以三省名义联合举借外债,由三省分摊偿还。粤汉铁路的筑路权,转到了一家美国公司手上。不料,这家美国公司却把部分股权偷偷卖给比利时,以此牟利。消息传开,民族情绪被瞬间点燃。要求赎回路权的抗议风暴,迅即在湖南、广东掀起。当时日俄战争正打得如火如荼,朝廷对任何涉外问题,谨小慎微,如果直言废约,恐引起列强反感,故只敢提商民备款赎路,希望把外交问题淡化为商务问题。
　　经驻美使臣梁诚再三交涉,最终与美国公司签订合同,以高于原价近一倍的价钱赎路。但所谓商民备款,不过是官府打着商民旗号行事而已,赎金是以鄂、湘、粤三省烟土税作抵,向香港英国殖民地政府筹借。粤商哗然,这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广东民间并不缺钱,为什么不能自筹资金兴建粤汉铁路?
　　广州七十二行商、九大善堂,公开倡议招股把粤汉铁路广东段改为商办,而湖广总督张之洞则主张湖北段全部由官款建,湖南、广东段官款、民款各半。1901年曾经风尘仆仆到西安向两宫行在进贡方物的几位粤商,现在却站在了反对朝廷政策的第一线,他们致电张之洞,表明铁路商办立场:如不废约,“三省商民另筑一路以图抵制,粤民万众一心,有进无退”。
　　朝廷担心,铁路事关国家主权,影响政治、军事甚巨,若由商办,将来商人把持路政,难免有参互复沓、骈拇枝指之虞。因此,凡地方冲要、商旅辐辏、物产繁多之区,铁路主要干线,必须官办,不能由私人资本经营。不过政府囊空如洗,根本无力承担庞大的筑路费用,唯有借外债一途。除了让民间资本参与,分享利益,亦无第二个锦囊可用。
　　广东、湖南两省绅商各派代表到武昌谒见张之洞,建议三省铁路分开办理。最后张之涧同意三省各筹各款,分段修筑。湖北段官办,湖南段官商合办,广东段完全商办。商人们欢天喜地,回广州后开始着手筹备成立铁路总公司,推举梁诚为总办,梁庆桂为副总办。

>>　朝廷出尔反尔拘捕绅商
　　铁路商办与朝廷的官办政策不符,两广总督岑春煊不同意把铁路交由商办,他再派番禺县令柴维桐召集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的绅商,在广济医院开会,商议筹款筑路办法。办法有两个,一是举借外债,二是抽各项经费。商人们直指官府出尔反尔,张之洞与岑春煊互相扯猫尾。商人们认为,借款筑路,不啻饮鸩止渴。岁还本金,月付利息,输出之额愈大,流通之资愈少。且周转不灵,我于借款之外,复加借款外人以利息所入变为本出几金,再借给我。几年下年,路权就非我所有了,利又从何而来?柴维桐声称,不借外债,就只有加粮税、盐捐、炮台捐等,为赎路之款。商人们一听,更加反对。
　　岑春煊怒不可遏,手书两封密札分别给柴维桐和州协镇副将黄培松,令他们将闹事的梁庆桂、黎国廉等人分头拘捕。柴维桐有“猾吏”之称,不愿做这丑人,于是和按察司沈俞庆商议办法。沈俞庆是黎国廉父亲的门生,他劝柴维桐别急着动手,先把密令压一压,看清状况再说。
　　当天晚上,听到风声的梁庆桂仓皇跳上轮船,逃往香港。柴维桐虽没有动手,但黄松培一介武夫,却不管三七二十一,率总领人马直闯西关黎宅,把黎国廉拉出门外,黎国廉死不肯走,捕快干脆把他掀翻在地,用红毡子裹成一团,扛在肩上,强行送入陈塘九区警察分所。另外一名绅商代表李肇沅也同时被捕。岑春煊禀明朝廷,以“鼓荡风潮,藉端破坏”为由,革去梁庆桂、黎国廉、李肇沅的功名。
　　第二天,黎、李被官府拘押的消息在广州传开,全城震动。广州总商会召开紧急会议,通知全市所有商号,一律罢市抗议,朝廷一日不严惩岑春煊,商店一日不复业。锣声一响,三街六市的店铺,全部上板落闩,停止营业。左宗藩对官府的做法气愤填膺,散发传单,指官府逮捕商人是“狗咬主人”。

>>　为顺民意　朝廷“去岑安粤”
　　1月15日,数千地方绅民在明伦堂开大会,会场上人头攒动,情绪激动。前闽浙总督许应腰、越秀书院山长吴道镕、越华书院山长易学清等人联袂出席。大家一致赞成请在北京的同乡京官代奏,撤革岑春煊,以平民怨。
　　疏电由吴道镕起草,有人想起前贵州巡抚邓华熙亦开缺在家,就住在西关,亦请他签名,以壮声势。电报稿送到邓宫保第,邓华熙初时不愿签名,代表跪在地上,苦言相劝,竟至泣不成声。邓华熙终被感动,应允署名。疏电连夜送到香港拍发,很快得到北京的广东籍京官复电,全力支持,请求朝廷派员到粤查办。一位御史奏称岑春煊“受病已深,代为吁恩饬令开缺”。在北京甚至有谣传,由于岑春煊加捐税,造成广州“民情暴动,致有洋兵登岸保护之事”,令朝廷大为震恐。广东全省士绅、同乡京官、外埠侨商,纷纷吁请朝廷“去岑安粤”。商人和学生组织代表团,到大牢探望黎、李二人,表示慰问。
　　朝廷俯顺民意,1月17日上谕:“地方筹款办事,但当善为劝导,不可辄用抑勒。若承办委员,一味操切,拂逆舆情,其中甚多流弊,该署督向来宽于恤民,严于察吏,必能筹维大局,妥为办理也。”广州总商务坐办黄景棠到狱中和黎国廉商议办法,认为既然上谕已明确要求对地方筹款,不可抑勒,决定先从筹集路款着手,钱筹足了,岑春煊抓人的理由不能成立,自然要放人。
　　黄景棠是清末广州的著名士绅,广东新宁(今台山市)人,其父黄福在马来亚柔佛经营种植园,承包工程及赌税,富埒王侯。黄景棠童年在新加坡、马来亚度过,1888年回国,1897年考取拔贡,1898年入京朝考,授知县,戊戌变法时曾上书言改革币政、商务。变法失败后,他对政治大失所望,以双亲年老为理由,辞不就官,回到广州,在城西荔枝湾畔建小画舫斋,时邀文人雅士作诗酒之会。
　　2月3日,总商会开大会,由黄景棠主持,他指出兴办铁路公司和营救黎国廉的必要,问与会的商人们:“办路应集股,计兹路需资本二千万,若以七十二行之力,不患不达,现每股五元,分期缴交,可乎?”会场上一片叫好声。黄景棠带头认捐10万股,当天广州的行商便认购了180万股。为了吸引普通民众认购股票,商人们特意制作了一个火车模型,陈列在惠行善堂,供人参观认股。股票面值定得很低,每股5元,首期先收1元,二期收1.5元,二期收2.5元。当时坊间盛传铁路股票可有千倍的收益,人们有如中风狂走,争相购买,全城沸反盈天。许多小店员、小商贩学生、工人,甚至老弱妇孺,亦把仅有的几个小洋、斗零用来购买爱国股票。到6月21日,认股44087810元,实收第一期(二成)股银共8817562元。
　　迫于无奈,岑春煊只好下令释放黎国廉、李肇沅二人。沈俞庆奉令到大牢放人。黎国廉自入狱后,绝食抗议,身体虚弱,躺在床上,不理不睬。沈俞庆俯身枕边,宣读手谕。黎国廉愤然说:“朝廷一天不处罚岑春煊,我宁愿死在狱中,绝不出去。”
　　最后,不得不由光绪皇帝出面摆平此事,他派两江总督周馥到广东按问,黎国廉、梁庆桂、李肇元既查明并无抗捐情事,均著开复原官原衔,番禺县知县柴维桐,办事操切,著即行撤任察看。
　　当黎国廉、李肇沅出狱时,警察所外,聚集了成千上万欢迎的民众,鞭炮声经日不息,嚣喧如市,像迎接凯旋的英雄。

>>　商人自治意识觉醒
　　4月24日,广州总商会、九善堂、七十二行绅商129人,在爱育善堂开会选举粤路公司临时主持人,郑观应、黄景棠分别以122票和105票当选为总办和副办。当年的铁路公司章程明文规定,公司银房(钱库)的锁匙,由总商会、七十二行商和九大善堂共同选定人员佩带,掌握着公司的财权。公司二十名名誉董事的产生,亦由总商会和九大善堂各自投票预选3人,七十二行商各行自选3人,合计250人,再从中投票选出20人。
　　如非广东绅商实力雄厚,急公好义,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湖南的地方人士也想铁路自办,但他们就怎么也凑不起足够的资金,最后不得不接受官商合办的方案。
　　受到粤汉铁路广东段商办的鼓舞,沪宁铁路、苏甬杭铁路、广九铁路都相继爆发了赎路风潮。到1910年,全国各省成立了近二十家铁路公司,全部都有商股,或完全商办,或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粤汉铁路之争,实际上,为后来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四川铁路问题,埋下了伏笔。
　　粤汉铁路风潮后,商人的自治意识开始迅速觉醒。当时全国有无数的立宪团体,推动朝廷进行政治改革,诸如立宪公会、立宪研究会、立宪预备会、立宪筹备会,琳琅满目,有如春笋怒发。
　　以粤汉铁路风潮为契机,商人登上了舞台。广东商人与官府分庭抗礼,逼朝廷作出某些让步。显示他们日渐成熟,俨然成了一股独立的力量。通过学校、医院、报馆、慈善机构,绅商渗透了社会各个层面,切切实实为地方做了一些事情,如倡议振兴女子小学、裁撤善后局、设立游民教养所、停止就地正法、厉行禁赌,修筑铁路等等。报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政府的系列改革中,也许最值得称道的举措之一就是取消报章检查法令,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
　　朝廷意识到,不改革就得死亡；改革似乎是必由之路,但同时它也意识到,改革将导致朝廷权威的萎缩。抱着教育强国、铁路强国梦想的知识分子和商人,还大有人在,他们本来可以成为政府强有力的支柱。但由于官僚机构的粗暴干涉和贪污成风,所有的建设项目都被拖慢了脚步,利润减少,投资受挫,权益外流。愤怒的商人,也开始加入反政府的行列。1911年的同盟会暴动,甚至攻入了两广总督衙门。昔日赫赫炎炎的官家威仪,终于黯然失色了。
　　辛亥革命,标志着一个朝代的结束,另一个朝代的开始。清末10年,为了修筑粤汉铁路,人们争相购买爱国股票,几天时间就集资800多万元,创造了一个辉煌神话。工商业像一辆马力强劲的蒸汽机车,带动着社会向前飞奔。铁路线不断延伸,新的工厂不断落成,商埠愈开愈多,城市日益繁华。人们在赚钱之余,也不忘参与政治,组织社团,议论朝政,推动政治改革,国家好像真的操纵在这批新兴的绅商手里。然而,一段生机勃勃、充满激情的岁月,一幕激动人心的戏剧,在最高潮时突然戛然而止,灯暗转场,留给后人回味的地方,实在太多太多了。
据《文史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