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6版:钩沉-2017年10月20日

　　严格讲,民国是没有“学区房”这个概念的,因为那时候小孩上学不受户籍限制。但是民国的学校在录取上也有点儿不公平:因为大学或中学的入学考试,往往由附属学校的老师参与试卷的编写,所以附属学校的考生更容易考出好成绩。
　　教会大学录取新生,就更加看人下菜碟了,像北京的燕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等,每年录取新生,都是优先选择教会学校里出来的学生。因为教会学校的教材多用英语编写,任课教师也多为外国人,把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和口语能力锻炼得炉火纯青,远超过非教会学校里的学生。所以,民国的家长们如果想让自己的孩子考入某某大学,首先会想方设法把孩子送进该大学附设的小学和中学；要是想让孩子将来进教会大学,那就先让他去入门级的教会学校就读。
　　民国时期的交通条件远远没有今天好,为了孩子上学方便,家长们必须把家搬到目标学校附近的区域。这样一来,抢购“学区房”的情形,也就在民国时期出现了。比如女作家林海音小时候,父亲想让她将来考北京师范大学,于是把她送进当时北师大的附属小学——厂甸小学,他们一家人也就搬到厂甸小学附近的椿树胡同定居了。再比如女作家冰心,她父亲谢葆璋对教会学校严谨的校风和纯正的英语口语教学抱有好感,让冰心去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在北京创建的贝满女中(今北京二十五中的前身)就读,所以他们全家就在贝满女中旁的剪子巷长期租房。
　　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也给学校周边的房东带来了滚滚财源。例如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近三分之二的学生都在校外租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前的上海大学,由于土地紧张,一直没有自己的宿舍,学生们也只能租住民房。1929年,作家祝秀侠写了一篇《怅惘》,提到上海近郊的一个村落,村民“盖了五幢平排房屋,专给大学生寄宿”,房东为了多收房租,把房间隔得很小,“放下一张书桌和床铺,已经是不能转身”。相信今天的大学生读到这段文字,也会有种熟悉的感觉。　　据《民国房地产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