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4版:纪实-2018年04月20日

　　去世夫妻遗留胚胎
父母寻求代孕产子
　　江苏宜兴的一座墓园内,有沈杰、刘曦夫妇的墓地。两人的墓碑去年才立好,碑上空着一行字的位置。那是为他们的儿子甜甜留的。
　　“等(甜甜的)牙齿长齐了,名字就可以刻上去了。”沈杰的父亲沈新南说。
　　沈杰、刘曦都是家中的独生孩子。2013年3月20日,一场车祸夺走了二人的生命。
　　车祸发生时,甜甜还是一枚体外受精胚胎,被冷冻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罐里。为了让这枚胚胎变成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为两家人“留一个后”,4位失独老人请律师打官司、寻找各种代孕机构,想尽了一切办法。
　　根据2001年卫生部(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办法》,对胚胎到底是属于生命还是属于物没有明确规定。此外,如何让老人们获得胚胎的监护、处置权,如何将受精胚胎变成一个生命,如何送四枚胚胎出国代孕,如何让代孕的孩子成功回国等等,这些问题对律师、代孕机构和老人们来说,都是新的尝试。
　　2017年12月9日,甜甜被一名28岁的老挝籍代孕妈妈带到这个世界,浅浅的眉毛,深深的酒窝。“就会笑。”从甜甜身上,刘曦的母亲胡杏仙看到了女儿的影子:“眼睛像我女儿,但还是像他爸爸多一点。”
没有医院敢接收受精胚胎
　　胡杏仙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受精胚胎时的情景:一根筷子长的玻璃导管,里面充满白色的雾气,“什么也看不见”。由沈杰的精子、刘曦的卵子结合而成的受精胚胎,就藏在这团白雾里。
　　从这枚受精胚胎形成开始,它就保存在南京市鼓楼医院——沈杰、刘曦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的医院。二人过世后,4位老人打了近一年的官司获得了胚胎的监管权、处置权。他们要把胚胎从医院里取出来。
　　2014年9月,沈新南刚一拿到法院判决就迫不及待地来到鼓楼医院。他以为,有判决在手,取出胚胎再无障碍。
　　但鼓楼医院给沈新南开出两个条件:一是要让当地法院执行庭的人一起来取；二是胚胎只能由医院转给医院,不能转给个人,所以需要另一家医院开出接收证明。
　　在宜兴,沈新南是个小有名气的商人,人脉也广。但找到一家医院开出接收受精胚胎的证明,还是把他难倒了。因为彼时,沈杰、刘曦均已去世,无法进行胚胎移植手术,而代孕在中国是违法的,没有医院敢接下这个“烫手山芋”。
　　直到2016年6月,沈新南才在一家代孕机构的帮助下,从老挝的一家医院里开出了这份证明。他和代孕机构还分别购买了液氮存储罐,以保证胚胎始终处在摄氏零下196度的液氮环境里。
　　2016年12月20日,4位老人、2名代孕机构员工、3名宜兴法院执行庭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鼓楼医院。医院实验室的人拿着液氮罐走进会议室,只用了十几秒,就把盛有受精胚胎的导管取出,迅速插入沈新南等人带来的进口液氮罐。

　　说起5年前的意外,胡杏仙仍会落泪。
　　彼时,沈杰、刘曦结婚两年,一直没有孩子。在沈新南的经济支持下,小两口在南京市鼓楼医院尝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13枚胚胎中,医院冷冻了4枚,预计胚胎移植手术时间为2013年3月25日。
　　意想不到的是,手术前5天夫妇二人突遇车祸,不幸离世。由于事发时没有目击者,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摄像头,事故原因至今不明。对老人们来说,鼓楼医院里冷冻着的4枚受精胚胎是他们唯一的安慰。他们要把胚胎取出来。
　　当时,中国尚没有男女双方均离世,双方父母向医院讨要受精胚胎的司法案例；卫生部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也只是禁止了胚胎买卖,禁止了国内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但对于未移植的胚胎如何处置,未做规定。　　
　　在律师的提议下,两家老人商量后,2013年11月,沈新南夫妇将胡杏仙夫妇告上法庭。
　　“起诉医院风险太大了。”多年后,沈新南向记者解释,被告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把胚胎从医院里拿出来。
　　一审时,宜兴法院将南京市鼓楼医院追加为第三人。经审理,法庭认为“受精胚胎为具有发展为生命的潜能、含有未来生命特征的特殊之物,不能像一般之物一样任意转让或继承,故其不能成为继承的标的”,并驳回了沈新南夫妇的诉讼请求。
　　但在无锡市中级法院二审时,法庭充分考虑了伦理和情感因素,认为沈杰、刘曦遗留下来的胚胎是“双方家族血脉的唯一载体,承载着哀思寄托、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等人格利益”。因此,胚胎由双方父母监管和处置,既合乎人伦,又可减轻其丧失子女之痛楚。

　　4位老人面临的代孕困境
　　但在中国,代孕被明确禁止。
　　2001年,卫生部出台《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并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伦理原则和有关法律规定”、“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代孕技术”。
　　2014年8月,沈新南等人成了东方卫视《东方直播室》的节目嘉宾。胡杏仙当场询问主持人,“拿到胚胎,当然是想政府能给我们这个特殊的家庭一个特殊的照顾。”
　　所谓“照顾”,就是指代孕。当时,胡杏仙的侄女、外甥女等亲属曾表示,愿意为其代孕。但上海市卫生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徐青松当即表示,“为了保护后代原则,不允许代孕,不允许这个情况出现。”
　　2015年4月至12月底,国家卫生计生委等12个部门曾联合制定方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代孕专项行动。这次专项行动工作下发的文件中表示,打击代孕是为了净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服务环境,维护正常的生育秩序,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和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
　　自己无法再生育,亲属志愿代孕又不可行。无可奈何之下,老人们将目光投向了明处的、暗处的各种代孕机构。
　　某海外代孕机构负责人刘保君第一次见沈新南时,沈在不停地抽烟。那是2016年6月,在刘保君之前,沈新南接触了几十家代孕机构。仅上海一地,他至少认识30家。
　　与刘保君见面时,沈新南已经听了许多代孕培训课程,成了半个专家。刘自称是中国最早从事代孕行业的人,懂技术,在一些东南亚国家有过不少成功案例。
　　从能否开出医院接收胚胎的证明、如何保证液氮环境,到怎样解冻胚胎、怎样进行移植手术,两人谈了3个多小时,大部分时间是刘保君在回答沈新南的问题。刘保君还看了4枚受精胚胎的相关医院文件和资料,感觉胚胎质量、分裂冷冻情况相对较好,“(代孕)成功率比较大”。
　　经过协商,刘保君决定以成本价为沈家代孕,“代妈20万,一年生活费10万”,做不成,不收钱。
　　此后,双方又通过十多次电话,也为代孕、生产中的各种风险争吵过。比如,代孕妈妈中途流产要不要退钱；流产后的治疗费用谁出；孩子出生后不健康,谁来负担治疗费用……
　　最终,沈新南把这些责任一股脑揽了下来。

　　国外代孕颇费周折
　　紧接下来的一关是:如何把胚胎送到老挝。
　　2017年1月初,刘保君的几名同事从云南出发,到老挝境内自驾游。那只装有胚胎的液氮罐得以带出国境。
　　选择这个过程带出胚胎,刘保君等人也颇费周折。
　　按照一般程序,寻求代孕的国内夫妇只要办理旅游签证,就可以到国外医院进行代孕手术。孩子在国外出生后,父母可再次办理旅游签证出国,到代孕医院开具出生证明、进行亲子鉴定。
　　“还要到当地的中国使领馆为孩子办理中国旅行证,然后就可以一起回国了。”一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在国外出生的孩子,只要父母一方具有中国国籍,且未获得其他国家国籍,便可办理中国旅行证。
　　然而这次不是普通的海外代孕:需要出入境的不是人,是4枚受精胚胎。
　　刘保君接手胚胎前,从未做过运送胚胎出境的尝试,其他海外代孕机构也缺乏类似经验。
　　他最先想到了航空托运。“因为液氮不会爆炸,很多航空公司没把它列为违禁品。”但当他告知航空公司想要托运“胚胎”时,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说这种东西不允许运输。”
　　他还找过一家曾从西班牙运输生物细胞回国的公司。但那家公司说,装胚胎的液氮罐报关报检时必须提供胚胎父母的委托书、体检报告等材料。显然,在沈杰、刘曦过世后,这些材料无法提供。
　　在老挝,刘保君为胚胎选了一名27岁的代孕母亲坤达。行内人称“代妈”。坤达顺产生过一个孩子,没有传染病、遗传病,子宫环境正常。她还与刘保君达成了口头协定:如果顺利怀孕生子,她将放弃孩子的抚养权。
　　尽管沈新南对代妈的要求只是健康一点、高一点,“万一怀了双胞胎容易生”。刘保君还是从20多个备选代妈中,挑了这个好看的:“(坤达)个子大约一米六多,长得蛮漂亮,看着很讨喜。”为了减少妊娠风险,医生从4枚胚胎中挑选了最具潜能的2枚,移植到坤达体内。其余2枚,仍被冷冻在老挝的那家医院里。移植成功后,受代妈自身条件及各种外在因素影响,成功率往往只有50%。这次也不例外,移植了两枚,只有一枚成功着床。

　　坤达在老挝当地的一栋别墅里养胎。一个院子里一栋三层小楼,住着五六个情况类似的代妈。坤达从不知道,自己子宫内的胎儿有着曲折的身世,也从没与沈新南、胡杏仙建立过任何联系。
　　沈新南等人对坤达的了解,也只停留在体检报告上。
　　每隔30天,坤达就要进行一次孕期产检。每次还没到时间,沈新南就会在微信上向刘保君询问坤达和胎儿的情况。
　　即便胎儿孕育过程十分顺利,但接下来仍有难题困扰着刘保君和沈新南等人。
　　与其他海外代孕不同,因为沈杰、刘曦已经去世,孩子在国外出生后无法进行亲子鉴定,办理不了中国旅行证。没有中国旅行证的孩子,不能入境回国。
　　为此,没到预产期,刘保君就为坤达办理了赴中国的旅游签证,安排她到广州的一家民营医院待产。
　　2017年12月9日,坤达肚里的孩子在广州出生,男孩。沈新南夫妇和胡杏仙立刻从宜兴飞到广州,见到了这个盼了4年多的孙子。
　　外婆胡杏仙给孩子起了个小名:甜甜。她希望甜甜的到来能给他们带来甜蜜,苦尽甘来。
孩子的抚养权
　　在医院住了半个月,4位老人把甜甜接到南京做了亲属鉴定。4位老人都抽了血,对照DNA片段,甜甜被证明正是沈杰、刘曦的儿子。
　　接下来的问题,是孩子的国籍问题如何认定。杨立新认为孩子在中国出生,生物学父母都是中国人,就是中国国籍。
　　此外,如果将来坤达找到甜甜,想要抚养、探视,又该怎样?
　　“胚胎移植手术前,代妈和我就有口头承诺:放弃孩子的抚养权。”刘保君说,而且沈家与坤达的信息始终相互隔绝。杨立新则认为,“有协议就行,没协议有口头承诺也行。”如果没有相关纠纷,就可以上户口了。
　　事实上,中国已出现多起代孕子女抚养权争议事件。2016年,上海第一中级法院还有一个关于代孕子女法律地位问题的判例。“那个判决显示,法院认为(孩子的抚养权)属于主张代孕的一方,不属于生出代孕子女的一方。”杨立新对新京报记者表示,那个判例和甜甜家的情况一样,“(如果出现纠纷)不能认定代孕母亲的权利。”
　　据刘保君介绍,坤达生下孩子,护士抱给她看了看就送到沈新南等人那里。因为是顺产,产妇也无大碍。两三天后,刘保君给坤达结清了10万元代孕费,并安置她在广州休养几天后送回老挝。
　　如今,尚未登记户口的甜甜则住进了沈新南位于宜兴湖父镇的三层独栋别墅。为了照顾他,沈家特意请了一名保姆,24小时陪护。
　　2018年3月18日,甜甜出生满百天。按照镇上习俗,沈家本该大摆几十桌宴席,放着鞭炮邀请亲朋好友、左邻右舍前来做客,人越多越热闹。但沈新南只在自家院子里摆了十桌,邀请了胡杏仙夫妇和一些走得较近的亲戚。他不想孩子的百天宴太过张扬。
　　“这个小孩来到世上,他也伤心的。人家都有爸爸妈妈叫的,他没有爸爸妈妈叫了。将来肯定要告诉他的,不告诉他怎么办呢?”沈新南打算先骗着甜甜,告诉他爸爸妈妈出国了。等甜甜大一些、懂事一些,再告诉他自己身世的真相。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