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48版:风云-2017年01月20日

　　国人最为关切的,不只是权贵被弹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关键“道具”、天津名妓杨翠喜。权贵加上八卦,这样的狗血剧,才是舆论的最爱。
　　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月收入800银元,据此推算,年入9600银元,折合人民币约134.4万元。而彼时,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养廉银”才相匹配。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包银”这点死工资,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养廉银”。

　　中国最有权势的总理,因腐败而受到了弹劾!”《泰晤士报》的这条电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这是1907年5月8日,该报记者莫理循从北京发出的一则电讯,报道说庆亲王奕劻受到弹劾,被指控收受黑龙江署理巡抚段芝贵的巨额贿赂；同时被弹劾的,还有庆亲王之子、担任农工商部部长(“尚书”)的载振,及直隶总督袁世凯、奉天巡抚唐绍仪。报道也说,岑春煊出任邮传部尚书,并开始安置自己的人马。
　　《纽约时报》在转发该文时,用了大字标题《庆亲王被弹劾》。国际媒体的报道,都只提到了金钱腐败,却忽略了弹劾案中更为狗血的情节——“性贿赂”。
贿赂品
　　涉嫌收受“性贿赂”的,是庆亲王之子、时年31岁的贝子、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载振。他被指控接受了他人赠送的歌妓,纳为二奶。
　　发动弹劾的,是48岁的纪检干部(御史)赵启霖。在这份题为《劾署抚段芝贵及庆亲王父子折》中,赵御史写道:
　　“上年,贝子载振往东三省,道过天津,段芝贵以一万二千金于天津大观园戏馆买歌妓杨翠喜献之载振；复从天津商会王竹林借十万金,以为庆亲王奕劻寿礼。奕劻、载振等因为之蒙蔽朝廷,遂得署理黑龙江巡抚……”
　　弹劾的焦点是两条:一、载振接受性贿赂；二、奕劻接受巨额金钱贿赂。
　　奕劻时年69岁,爵位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亲王,职务则兼军机大臣、外务部总理大臣、财政处总理大臣、练兵处总理大臣于一身,权势之大,独步朝廷。敢于弹劾他,等于虎口拔牙,本身就是新闻。而国人最为关切的,不只是权贵被弹劾,而是“二奶”反腐中的关键“道具”、天津名妓杨翠喜。权贵加上八卦,这样的狗血剧,才是舆论的最爱。
　　杨小姐此时为津门明星,月收入800银元,据此推算,年入9600银元,折合人民币约134.4万元。而彼时,一品大员的年俸比杨小姐差了37倍,要加上“养廉银”才相匹配。而杨小姐也并非仅仅拿“包银”这点死工资,还有寻芳客的其他馈赠,比如首饰之类的奢侈品及高档用品,单这项应该并不亚于官员的“养廉银”。
送礼人
　　杨小姐月入800银元,身价并不低。倘或段芝贵真要将其作为礼品送于载振,“从良”的“买断”价自然不菲。如果溢价10倍,则需6.7万两(约合人民币1134万元),20倍就需13.4万两(人民币2268万元)。果真要下如此血本,段芝贵又图什么呢?
　　时年38岁的段芝贵,虽然在日本学习军事的时间并不长,但好歹也算海归。他并非袁世凯的子弟兵,却最终能获得袁世凯的青睐,据说是他在发掘和满足领导的各种隐秘需求方面,有独到的功夫。《清稗类钞》记载:“袁世凯有妾与其仆通,事觉自杀,仆窃藏而逃,久之不获。巡捕段芝贵为悬赏,募得之以献。世凯大喜,赞其才,令捐道员,密疏保荐甚力。”
　　这段记载如属实,段芝贵的发迹就在于帮助领导洗去绿帽子,换来了自己的红缨子。被弹劾这年,段芝贵还只是一个捐班道员,最多无非正四品,厅局级干部。这说明,段芝贵进入袁世凯的内圈,时间并不长。而袁推荐他出任黑龙江省长(“巡抚”)一职,至少是从二品的省部级高干,虽然是先代理,那也是真正的封疆大吏,这是超常规的越级提拔,这至少说明,袁世凯对其相当信任和倚重。
　　段芝贵能得到袁世凯如此提携,究竟是工作能力、还是拍马能力?说实话,根据现有的史料,根本难以判断,而可以确定的只是两点:一、袁世凯终其一生,用人还是以能力为主,这才将北洋系打造成了中国政坛中实力和势力最大的一支力量；二、在建立东三省这样的国家重大战略上,袁世凯或许可以如李鸿章那样不太在意干部的“廉”,但一定不可能不在意干部的“能”。
　　而段芝贵想当黑龙江省长,根本无需向奕劻、载振行贿。这个职位的人选,中央绝对不可能绕过身为北洋大臣的袁世凯,而袁也必然在北洋内部物色。段芝贵如果转弯抹角地勾连载振,不仅绕的圈子太远,而且等于是拿载振压袁世凯,也得罪了北洋的其他够资格的同僚,这是官场上的大忌,段芝贵应不至于愚蠢至此,袁世凯更不可能愚蠢到令其得逞。
抢位子
　　这起“二奶”反腐案,看似御史赵启霖一人发起了弹劾,其实幕后有极深的背景。
　　当时,3个最为著名的御史,结成了一个同盟,因其名字中都有霖或麟,时人号称“三菱公司”。这些御史们,统归于“清流”,而“清流”的领军人物,是57岁的军机大臣、政务大臣、协办大学士瞿鸿禨。瞿鸿禨的实际权力,仅次于庆亲王奕劻,两人明枪暗箭,争斗得相当激烈。而时年46岁的两广总督岑春煊,是瞿鸿禨的枪杆子,与庆亲王的枪杆子袁世凯旗鼓相当。
　　此时的清帝国,已经下定决心实行政治体制改革,推行君主立宪。而谁能掌握这场政改的主导权,成为权争的焦点。争夺改革主导权,关键还是在于争夺行政资源。作为政改第一步的中央国家机关人事制度改革,就成了各方交锋的焦点。
　　在这场交锋中,奕劻、袁世凯的北洋派,扮演了改革派,呼吁要效仿列强,建立“责任内阁制”,以内阁取代军机处。除了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外,袁世凯其实也有不可对人言的小九九:他并非军机大臣,对中枢的影响有限,而推行责任内阁,与他交好的庆亲王奕劻必能出任总理大臣,则其政治空间将大大扩展。
　　而瞿鸿禨则因现实处境的关系,只好扮演保守派的角色,坚决捍卫旧有的军机处制度。他对袁世凯的势力日益侵入中枢深为不满,试图通过巩固军机处,解决“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的局面。
　　双方角力的结果,瞿鸿禨大胜。袁世凯提出的责任内阁制被最高核心否决,军机处继续保留,但除了奕劻、瞿鸿禨两人外,其余军机大臣,如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等4人,均调离中枢,另补入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世续是满人,与庆亲王交好,而林则是瞿鸿禨所推荐。袁世凯还被迫向新设的陆军部,交出了第一、三、五、六4个镇的兵权。
　　第二回合争夺,在于地方督抚的布局。这一回合,北洋派收获颇丰:两广总督岑春煊调任云贵总督,由袁世凯的亲家周馥接任两广,同时,在新设立的东三省里,北洋派也取得了完胜,囊括了总督、巡抚的所有职位。
　　岑春煊接到调任云贵的电令,走到上海,称病不行,中枢无奈,只好改任其出任四川总督。这回,岑春煊倒是动身了,但从水路到达汉口后,就报告中央,希望能“顺道”觐见太后,而且不等回复,就登上了京汉铁路专车直接北上。
“官屠”炸弹
　　从后来的形势发展看,瞿鸿禨、岑春煊等做了两手准备:一手是通过岑春煊与太后的特殊关系,进京觐见时给奕劻下眼药；二是赵启霖等联络御史,从公开渠道发难。
　　1907年5月2日凌晨,刚刚入京的岑春煊,得到了太后的单独接见。第二天,中央修改任命,岑春煊不再需要到四川上任,而改任邮传部尚书。邮传部掌控铁路、航运、邮政、电报,都是大清国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岑春煊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赶走奕劻的亲信、邮传部副部长朱宝奎。连着4天,岑春煊每天都得到慈禧太后的单独接见,并进行长时间对话。而在对话中,岑春煊甚至尖锐抨击政治腐败和假改革,当然,矛头所指,正是长期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奕劻。
　　岑春煊的开炮,给北京的政局带来了不小的震动。李鸿章的侄女婿、时年33岁的小官员孙宝瑄在日记中记述:“岑帅之突至,以霹雳手段为政府当头棒喝,岂不使人可爱,岂不使人可敬?岑尚书乃一活炸弹也,无端天外飞来,遂使政界为之变动,百僚为之荡恐,过吴樾怀中所藏者远矣!”
　　晚清官场,岑春煊因为政崇尚严猛,经常参劾官员,而号称“官屠”,与“钱屠”张之洞(花钱如流水)、“民屠”袁世凯(指袁镇压民乱手段刚烈)并列天下“三屠”。就在“官屠”岑春煊引爆了他的“反腐炸弹”后,“三菱公司”的御史们也发起了第一轮弹劾。
　　赵启霖的弹劾一上,中央核心即刻下令:“有无其事。均应彻查。著派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切查明。务期水落石出。据实覆奏。”载振几乎是立即递交了辞呈,但被中央拒绝。但是,同一天中央却宣布:“段芝贵著撤去布政使衔,毋庸署理黑龙江巡抚。”政治平衡术中,官小的总是被当作砝码使用。
　　载沣和孙家鼐赶到了天津,却发现杨翠喜并不是载振的二奶,而是被天津盐商王益孙买下,作为外房,并立有“字据”为证,“性贿赂”案子虚乌有；而天津商会总理王竹林也宣称,自己根本不可能筹措10万两巨款,给段芝贵去送礼。
　　查无实据,中央便在5月16日下诏,痛斥赵启霖:“该御史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察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著即行革职,以示惩儆。”
　　这其间,据《异辞录》载,似乎新入军机的世续起了不少作用。此人时年52岁,“在满人中素著忠悃”,与庆亲王关系不错。他担心,如果重用岑春煊,则“徒苦老庆,于满人无利”,显然,这是颇讲政治的顾虑。当慈禧前往颐和园,在万寿寺稍憩时,召世续单独见面,世续巧妙地透露说,岑春煊其实与庆亲王有私怨。这点提醒了慈禧,她因此对岑春煊开始疑虑。
　　两派相争的第一轮结果,载振和赵启霖都丢了官。御史们并不想见好就收。“三菱公司”第二“菱”赵炳麟出场,在5月19日上书:“处此时势,大小臣工皆应劝善规过,共济时艰,倘敢言之谏臣严加屏斥,臣恐言路闭塞,人心解散,天下事有不忍言者矣。”
　　4天后(5月23日),“三菱公司”第三“菱”江春霖出击,认为载沣、孙家鼐的调查报告有不少疑点,要求重新调查。他把矛头指向了盐商王益孙,这回用的是官吏不得迎娶演艺界女伶的法律。
反击
　　一直处于守势的北洋派,终于完成力量集结,开始反击。5月27日,慈禧单独召见奕劻。奕劻指出,两广军情紧急,非岑春煊出面不可,提议岑春煊回任两广,慈禧同意。其实,慈禧此时也有点厌倦岑春煊,试图以此平衡两派之争。
　　岑春煊虽不愿意,但朝命频催,竟是不容他在京城多呆,他只好南下,在上海继续称病观望。
　　随后,在袁世凯支持下,御史恽毓鼎向瞿鸿禨发难,公开弹劾其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身为堂堂军机大臣,瞿鸿禨竟于当日被逐出军机,勒令退休。慈禧太后如此雷霆一击,是因为她确信了瞿鸿禨的确在幕后有所串联。
　　在御史们的集体压力下,北洋派对赵启霖放了一马,中央于7月16日发布上谕:“已革御史赵启霖,着加恩开复革职处分。”而对岑春煊,则穷追猛打。
　　岑春煊为了积累争夺政改主导权的实力,此时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相当密切的联络,梁启超甚至专程回国面谈。而袁世凯釜底抽薪的高招,就是伪造了岑春煊与康、梁等人的合影。这张假照片,加上诸多的真情报,导致了慈禧太后痛下决心,罢免岑的职务。8月12日,中央谕令开缺岑春煊,一个封疆大吏,就这样在政争中被淘汰出局,这是其在发动“二奶”反腐时,绝对没有想到的结局。
　　史称“丁未政潮”的这场风波,轰轰烈烈了几个月,随即偃旗息鼓。但是,一个极其强烈的信号却传递出来了:大清国的腐败,已经与改革血脉相连,并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深入。即便是作为改革攻坚战的政改,也被当作了党同伐异的机会,无论哪一派莫不如此。这正是大清国改革的最尴尬、最吊诡、也是最致命的地方。　　　据《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