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1版:文摘-2017年12月08日

　　有教育界匿名人士表示,家委会的人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或是中学、大学里的中层、教授,或者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总之,这个人应该有话语权。“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家委会的。如果一个家长既没有智力也没有财力,进家委会也没什么用,入不了校长的眼,这是一种中国体制下的(筛选)。”

　　前段时间,为了能竞选进入家委会,上海某小学一年级某班的几位家长纷纷晒出“神履历”“神学历”的微信截图在朋友圈霸屏。有网友称看后被吓到,这样的竞选堪比竞选CEO,甚至称还是先不当家长了。《人民日报》则刊文说,现实中一些家委会竞选,异化为一些家长的“名利秀”“关系秀”,不仅有悖于组建家委会的初衷,也不利于形成健康的家校合作关系,还可能对孩子们输出不良价值影响。孩子的教育,作为家长的痛点,又一次引爆网络。
体制下的筛选
　　家委会,在中国的校园里已经诞生了多年。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经有一些学校探索过家委会的成立和运行。
　　厦门一所幼儿园在1986年成立了家委会,全园每个班根据条件选出3到5名家长组成班级家长小组,并由他们组成幼儿园的家长委员会。家委会通过民主选举,推选主任1名,副主任2名,常设委员5名,下设秘书组、宣教组、文体组、后勤组。家委会在园长指导下工作,规定每个月开一次全体委员会。
　　90年代,较早试水民办教育的上海,也逐步探索家委会。上海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原所长夏人青的孩子大约在2001年前后入读上海市最著名的民办小学之一,她则在当年就加入了学校的家委会,而且被选为家委会的常设委员。根据拿到手的手册,她发现,学校的家委会分两种委员,一种是常设委员,一种是年度委员。常设委员13人,年度委员29人。常设委员分布在五个年级中,通常是从孩子入学起就进入家委会,五年后孩子毕业再退出家委会。年度委员则是每班一名,一年一选,委员有可能连任,也可能替换。夏人青认为,自己成为家委会常设委员之一,恐怕与自己是教育界人士有关。13名常设委员中,至少有5名来自教育界。她认为,当时的筛选标准不以财富为参照,主要选了一些文教系统的人。
　　几年之后,三级架构的家委会模式在上海各学校推广开来。目前,上海绝大多数的中小学幼儿园都建立了三级架构的家委会。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是一所在该区数一数二的公立小学。新生入学前,班主任会去每个新生家进行家访,发放意向单。根据学校的要求,如果家长有时间、有精力、有意向成为家委会成员,可以在9月1日开学时,将意向勾选后交给班主任,报名班级的家委直选。
　　在直选开始前,新生家长都会在微信群里发个人介绍。记者拿到了几名家长做的PPT、小视频、H5页面。一名全职妈妈描述自己的优势时说,自己时间上比较宽裕,可以随时为班级提供所需要的支持。对待孩子非常有耐心,尽量做到循循善诱,希望通过良好的沟通与孩子建立友好的亲子关系。另一名新生家长介绍说,自己是律所创始合伙人,丈夫是企业高管。她谈起个人优势时说,自己擅长创意,动手能力强,喜爱艺术,学国画、练过书法。
　　据该小学一年级组长范清嫣介绍,她担任班主任的一年级5班,共有新生32人,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家长愿意加入家委会。开学半个月后,在市教委规定的一个月一次的家长开放日上,家委会进行竞选。全班家长每人可以投五票,由不参与竞选的家长唱票、记票,产生五名家委。这五人将内部讨论分工,一人成为校级家委,一人成为年级家委,另外三人则是班级家委。
　　以1年级5班为例,那名全职妈妈成为了校级家委,律所创始合伙人成为年级家委。范清嫣介绍说,这两名妈妈时间上比较自由,且沟通顺畅。班级的三位家委则分别是中学老师、企业高管和国企人士。静安第一中心小学校长张敏表示:“炫富,我们不看的。学历高,对家委会也没什么用。要看你愿不愿意参与学校工作,愿不愿意投入进来。我们希望的是素质高的家长,而不是学历高的家长。”
　　不过,通过一些细节,还是能看到一些学校的功利倾向。一名家长在上海育儿论坛上发帖说,在填写家委会竞选意向单时,发现校方要求家长写明自己的“资源”。本文开头提及的上外附属浦东外国语小学家委会竞选截屏,也是各个家长在展现自己的“资源”。
　　有教育界匿名人士表示,本世纪初,自己在上海某民办学校担任校领导,当时的两任家委会主任,分别是一名商界大佬和一名官员。她说,家委会的人应该是德高望重的,或是中学、大学里的中层、教授,或者是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士。总之,这个人应该有话语权。“不是什么人都能进入家委会的。如果一个家长既没有智力也没有财力,进家委会也没什么用,入不了校长的眼,这是一种中国体制下的(筛选)。”
出钱、出力、出资源
　　在家委会履行自身职责时,资源的占比越来越重。2001年前后成为家委会13名常设委员之一后,夏人青发现,常设委员们有四项分工,分别是社会活动、家长论坛及信息、兴趣活动、财务。夏人青记得,当时的家委会内部,自愿、随机,合作愉快,涉及资金问题,通常是几个企业界人士直接解决。对方常说,大家有什么出什么,你们可以负责文案策划,我们来买单。
　　家委会在每个学期开三次固定会。尤其是开学的时候,家委会要集体了解学校的本学期安排,以及什么样的活动、节日需要家委会和家长配合。其余时间的沟通,主要由正副主任和秘书长负责。
　　后来,三级家委会的架构形成,不同层级的家委会分工更加明确。
　　上海市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的家委会,按照校级、年级、班级作区分。全校30个班级,共有30位校级家委,30位年级家委,90位班级家委。校级家委负责传达学校的事情,年级家委负责年级的活动沟通,班级的三名家委分工更是明确。
　　范清嫣告诉记者,班级家委分管学习、生活和组织策划。分管学习的家委,负责沟通学习困难的学生及家长,在学生请病假时,跟学生家长沟通当日的作业情况。分管生活的家委,需要在班级活动时拍照,提醒班里的每个孩子及家长轮流值日；分管组织策划的家长,则需要在班级活动时牵线搭桥,联络社会资源。
　　事实上,虽说家委会只有三人,但班上其他孩子的家长也会参与到自己社会资源的挖掘中。比如静安第一中心小学一年一度的小公民活动,2017年的主题是“世界小公民”,每个年级代表一到两个洲,每个班代表这个洲的一些国家,布置教室、走廊,设计相关主题的游园活动等。校方会提前告知家长以上的规划和主题,然后跟家委会沟通,什么工作校方可以落实,什么工作需要家长帮忙联系。比如,校方希望让各国驻上海的领事馆录制一段祝贺视频,工作就交给了家长们。家长们最终联系了八九个领事馆,校方选取了其中的五个,在活动当日,作为背景视频在校内循环播放。范清嫣当时担任年级组长的五年级,领到了澳洲和非洲的主题,一名家长把新西兰领事馆的一名负责人请到了学校。
　　通常,校方会给每个班级提供2000到3000元的经费,家长们凭票据报销。校方也希望家长拿家中的闲置物品来布置教室。但其实,这些经费和家中闲置物品远远不够。不少家长愿意独自承担这些费用,也有的班级家长选择了所有人平摊。
　　活动前一天,家长们纷纷到教室帮忙布置。有一个孩子平时表现比较调皮,家长觉得给学校添了麻烦,主动承包了年级走廊的设计和布置。家长们告诉张敏,他们有资源就出资源,有钱就出钱,实在都没有,就出劳动力。
家与校的落差
　　不是每个学校的家委会都有这样的存在感。在上述匿名接受采访的教育界人士看来,“形同虚设”可以形容一批弱势的上海学校家委会的生存现状。家委会到底有什么样的权利,如何履行权利,这是许多家委至今无法回答的问题。
　　夏人青说,家委会应承担配合和监督两项职能。配合很容易理解。监督则难以界定。她认为,监督是传达反映家长的诉求。比如说,某年级某班对某个老师有一些看法,家委会可以原汁原味地转达给校方。夏人青说,家委会不可对学校的业务活动指手画脚,否则就是错位。学校也会根据家委会的反映解释校方的意图,再由家委会传递给家长。
　　前述接受采访的教育界匿名人士说,“(家委会)不会介入学校的事情,只有反映情况的权利,便于学校的安排和把控。”
　　张敏曾在2006年担任静安区一所民办小学的校长。她在组建三级家委会时,要求把那些对学校工作有负面情绪、有反面意见的家长招进校级家委会。她认为,孩子表现好的家长,肯定会配合学校的工作,而不同的声音则难能可贵,她希望这两种人能产生思想的碰撞。
　　2013年底至2014年初,教育部课题组对北京、四川、黑龙江、宁夏、山东、浙江等六省区市开展了问卷调查,了解家委会建设现状。调查涉及130所学校及校长、3185个班主任教师、20393个学生家长。结果显示,校方和家长对这一问题的评价相去甚远。
权责界定不够清晰
　　2012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首次对家委会进行定位,指出其除了沟通学校与家庭,“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提供支持,为学生开展校外活动提供教育资源和志愿服务。发挥家长自我教育的优势,交流宣传正确的教育理念和科学的教育方法”外,还应参与学校管理,“对学校工作计划和重要决策,特别是事关学生和家长切身利益的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学校开展的教育教学活动进行监督。”
　　业内人士认为,对家委会进行定位值得肯定,但这一定位仍不够清晰。比如什么属于“重要决策”,什么属于“事关学生和家长切实利益的事”,尚未有清晰的界定。
　　美国是世界上较早推动家校合作的国家。在他们的幼儿园和中小学教育体制中,有一个“家长教师联谊会”(Parent　Teacher　Association,PTA)。相比中国的家委会,PTA显然更有实权。作为独立于学校和教育监管部门之外的“第三方机构”,家长可以经由它参与学校管理、罢免校长,甚至可以决定关闭学校。政府的教育改革计划,如果遭到家长教师联谊会的强烈反对,也不好强行通过,否则会面对家长和教师的合力抵制,弄不好政府的教育官员要道歉、撤回计划,甚至被迫辞职。
　　在日本,家长委员会会员超过1000万人。家委会推动了义务教育及教科书的无偿化,以及学校保健安全法、学校午餐法等教育立法的制定,家委会在教育改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比起美国和日本,中国大陆家委会的演进过程是缓慢的。那么,为何会出现本文开头浦外附小的新生家长们趋之若鹜的这一幕?
　　在知乎上,一名自称毕业于浦外附小的网友,回答了“如何看待上海某小学学生家长在微信群竞选家委会时比拼履历”的问题。他说,只要能保送上浦外初中,基本一半的学生可以保送高中。就算成绩不怎么样,也可以考上大学。而他认为,家委会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保送。在他五年级那一年,学校有五个成绩达标的学生,但只有四个保送名额,他是被刷掉的那一个。“我爸妈要是家委会的,估计就不是我了。”不过,截至发稿为止,该网友没有回复采访请求,浦外附小也拒绝了采访。
　　夏人青不太赞同家委会左右保送这一说法。她说,孩子成绩的排名很公开,无数家长都盯着升学路径,一个松散的组织想影响保送,几乎不可能做到。
　　对中国的家长来说,加入家委会,希望得到的往往是更细小的利益。一名家长曾在上海某著名育儿论坛上发问,女儿在徐汇区一家幼儿园,家长们大多事业成功、背景了得,现在要竞选家委会了,希望过来人能出出主意。一名家长在下面提醒道:“报吧,这个是态度问题。”
　　接受采访的上海教育界上述匿名人士也赞同这一说法。她说,家长们加入家委会,往往希望通过多多参与学校的活动,为学校付出,使得老师能关注自己的孩子,对孩子好一点。这一诉求,不仅与美国、日本的家委会无法相比,与教育界的期待也相去甚远。　　据《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