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9版:人物-2017年12月08日

　　红墙摄影师”侯波
　　她出生时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13岁即投身革命参加抗战,14岁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25岁在天安门城楼上亲历了开国大典,从1949年进入中南海,到1961年7月调到新华社工作,侯波在毛泽东主席身边拍摄了13年。《开国大典》或许是其中知名度最高的一张了,有一个说法,迄今对外公开的700多张毛主席照片中,有400多张是侯波拍摄的。

　　延安与摄影结缘
　　“侯波”其实不是她本名,她出生时爷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参加革命来到了延安,保安处处长周兴为了去掉侯波身上的那种女孩子气,就让她叫了“侯波”这样一个男孩子的名字。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到现在很少有人知道她的真实姓名。
　　丈夫徐肖冰早年在上海从事电影事业,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1937年来到延安后,长期为毛泽东等领导人拍照片和纪录片,后来还曾留下了《挥手之间》等传世杰作。
　　侯波与徐肖冰相识在延河边,那时的侯波还不到18岁,是个很漂亮、有些爱脸红的姑娘。徐肖冰认识的一个女同志开玩笑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朋友,后来就把侯波她们几个要好同学约到延河边散步。
　　接触了一段时间,徐肖冰觉得侯波给自己的印象非常好,而侯波也在感情上渐渐接受了徐肖冰。“我们选了一个晚上结婚,买了一点红枣,把平时积攒下来的馒头切成片,晒干当饼干。晚上,大家就聚在他的窑洞里,一块儿吃红枣,吃馒头片。”2016年记者采访她时,侯波回忆起这些,心底仍不免激起幸福的涟漪。
　　侯波与身为摄影师的徐肖冰结合,也注定了她一生要与摄影结缘。抗战胜利后,侯波和徐肖冰被派往东北参加接收日本人的“伪满影”即后来的东北电影制片厂(现长春电影制片厂前身),侯波被分配在摄影科当科长。侯波坦陈:“其实,当时我对摄影是一知半解,组织上让我当摄影科长,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是一个老党员,政治上靠得住。”在此期间,侯波开始学摄影。后来随着工作的需要,不仅要求会拍,而且拍摄难度越来越大,机器也更复杂了,有时候侯波就得回家向徐肖冰请教关于取景、采光、洗印等。东北解放后,侯波被分配进了北平电影制片厂,任照相科科长。
中南海摄影师
　　侯波真正名副其实成为中南海的摄影师,还是在一次组织谈话以后。
　　那一天,时任毛泽东机要室主任的叶子龙与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找侯波谈话,表示组织决定调她进中南海,担任新成立的摄影科科长,专门负责为领导人拍照,包括领导人参加的各种活动以及一些生活照的拍摄,而且是以拍摄主席的活动为主。名为科长,可实际人员还没配备下来,只有侯波一个人。杨尚昆同志有时跟她开玩笑,叫她“侯科长”。
　　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期间,侯波参与了一些重要的大型活动的摄影,如参加政协筹备会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合影、第一届政协会议全体女委员合影等的拍摄。那么多重要的人物,又是那么重要的会议,侯波很怕拍不好。
　　可是真接触起来,侯波感到越是这些著名人士越是好打交道,他们一点架子也没有,很为侯波他们这些摄影人着想。像宋庆龄、邓颖超、康克清等,在照片拍完之后,总是拉着侯波的手说些亲热话,这使得侯波的紧张心理渐渐地放松了。在新政协筹备会上,侯波用相机记录了各党派、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及华侨代表几百人参加的会议,被邀请来的代表们纷纷在筹备会上发言,热烈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的情景被一一收入镜头。
　　最令侯波难以忘怀的是拍摄《开国大典》。她在早些年的采访中透露,那时她被调往中南海当摄影师不过一两个月,而且,为了安全起见,被允许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拍照的摄影师只有三人,侯波是唯一的女性。她还记得,当时的照相机品牌是德国罗莱相机,所使用的胶卷是用外汇从香港买回来的。而且,由于太过专注拍摄,她还差点跌落下去,幸亏有周恩来总理帮她抓住衣角。侯波后来每每念及此,都颇为感叹领导人的谦和。
　　解放前,毛主席并没有专职的摄影师；直到建国后,侯波才担任毛主席的专职摄影师,一干就是12年。在近30年的时间里,他们夫妇拍摄了无数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照片。大家熟悉的《毛泽东在韶山》、《毛泽东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等都是侯波的作品。主摄中南海12年,是侯波一生中最充实的一段。因为拍的照片主要是为中央首长的活动留一份形象档案,这关系到国家领导人的形象问题。拍照、冲洗、整理资料,侯波一个人全包了下来。“只要在北京不出差,一接到电话,人和摄影器材都保持着一声令下立即行动的状态。”丈夫徐肖冰生前回忆:“那会儿,她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要去多久?连我都保密。”
惜别中南海
　　1961年3月,为了让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脱离社会、不脱离群众,一向恋旧的毛泽东忍痛作出了让他们到地方工作的决定。于是,侯波也依依惜别中南海,走进新华社。
　　临走之前,当时在武汉的侯波向毛泽东辞行:“主席,我要走了,在您身边工作了12年,您一直关心我的学习、工作,可是我总觉得自己不称职,没做好工作。”说着,侯波流下了眼泪。
　　毛泽东也有些伤感,对她说:“你在我这里工作了10多年,给我拍了许多很好的照片,也给中央领导同志拍下很多照片,你做了很多工作,很辛苦。这就是成绩嘛。这次,不少在我身边工作了多年的同志都调到别的地方,我是想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你们在我身边工作,熟悉了,这有好处,但与社会、群众有了距离,就是局限性、坏处。”
　　毛泽东说:“你到别的单位去还是要好好工作,你今后还可以来看我,也可以给我写信。你不要难过,以后有什么困难随时都可以找我。”侯波走到门口,给毛泽东敬了个礼,毛泽东的眼圈红了……
　　1962年侯波生过一场病,此事不知怎么让毛泽东知道了。他让一个卫士来看望侯波,还亲手将自己早年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抄了带给侯波。
　　毛泽东逝世后,侯波看到党中央在报纸上发布的有关通知后,便把自己珍藏的这首毛泽东的珍贵手迹原件送给了中央办公厅。
　　离休之后,侯波夫妇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收拾整理半个多世纪的摄影作品上。虽然他们的作品屡屡被登载,他们却很少收取报酬,有时只得用仅有的积蓄带着照片到各地展出,让更多人了解那段历史。1995年,正值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年届七旬的侯波借此契机创办了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在那之后,侯老将更多精力放到培养后来者上面。”
　　晚年,侯波经常与老伴相互搀扶着到天安门广场看看,看看那个给他们留下最灿烂记忆的城楼。身体还好的时候,每年12月26日,他们还会去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领袖遗容,深情缅怀一代伟人。
　　“很多人知晓主席不是特别喜欢摄影,要小心谨慎地拍出好照片,并不容易。侯老创立了拍摄领导人的摄影语言。”身为华辰拍卖影像部负责人的李欣,因为替侯波夫妇处理境外媒体擅用他们老照片事宜而与老人成为忘年交。
　　面对外界的褒扬,侯波生前总是谦虚地说自己并没有多么高超的摄影技术,“中国有许多优秀的摄影师,由于历史的偏爱,我才能成为这样一个幸运者。”她一再告诉世人,只是通过多年的亲密相处,才能抓取到一个个珍贵的瞬间。
　　2017年11月26日,侯波辞世,享年93岁。李欣说,老人生命最后几年都是在医院度过的,辞世前的几天,也没有刻意使用抢救药物和医疗设备,安然归去。
综合人民网、《中华儿女》

红墙摄影师”侯波 她出生时中国

红墙摄影师”侯波　她出生时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