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7版:风云-2018年04月13日

　　1937年11月,淞沪战役结束,日军占领上海。12月,南京失陷。素有“九省通衢”之誉的武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国民政府弃守南京后,武汉事实上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也成了日寇的主要攻击目标。

　　为保武汉安全
设8道空中防线
　　为应对日寇侵袭,国民政府以汉口为中心分设8道空中防线来保卫武汉的安全。具体部署情况如下:
　　武汉上空的最外围一道防空线为“监视地带线”,至汉口半径约190多公里；
　　第二道防线为“空袭警报线”,距汉口半径约150公里,进入此线,说明日军进犯武汉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我方发出空战警报；
　　第三道防线为“空军作战外弧线”,距汉口半径约80公里,这也是保卫武汉的首道空中狙击战线；
　　第四道防线是“紧急警报线”,距汉口半径约70公里,此时城内将拉响空袭警报,三镇市民迅速疏散；
　　第五道防线“灯火管制线”,距汉口半径约50公里；
　　第六道防线“空军作战内弧线”,距汉口半径约30公里,基本已进入今天的三镇上空。在此防线内,我军飞机可以实现“最小载油量和最多装弹量”,为战斗力最强,我方作战条件优越,因此也是有效打击敌机的区域；
　　第七道防线“高射炮射击地带”,据汉口半径约12公里；
　　最后一道防线“高射机关枪射击地带”,距汉口半径约4公里内,敌机若进入此区域也就进入了我军布防的高射机关枪射程内。
　　国民政府不仅加强了武汉防空配备,还判断了日本空军可能对武汉攻击的线路。从现藏于湖北省档案馆特藏库内的一张国民政府制定的《武汉防空总配备及判断敌机攻击来路图》,我们可以看到,国民政府“已将可能发生的武汉空战纳入抗战计划”,并预计日军飞机进犯武汉的线路将分为“两主”和“三次”:
　　两条主要进攻线路,一是从北面由河南信阳,经湖北孝感空袭武汉,一是从东面,由江西九江,经湖北蕲春、鄂城进逼三镇；而三条次要空中进犯线路则用较浅红线标识分别是从湖南、陕西及安徽方向进军武汉。
　　在国民政府督促下,国民革命军空军副总指挥毛邦初进一步加强了对空预警能力。以庐山、南昌、上饶、新洲、宿松、黄陂和孝感等地为要点,各地设立大量防空监视哨所；在日军机场附近布置谍报人员,密切注视敌机动向。
　　一般说来,日机只要从武汉周边机场起飞,这些防空监视哨所或谍报人员便迅速将掌握的消息报至武汉最高空军指挥机构,各地机场根据指令做好战斗准备。
　　识破日军战术
“二一八”空战大捷
　　1938年2月18日早上,长江上空响起了发动机的轰鸣声。很快,这种声音相继出现在赣、鄂皖上空。战云顿时笼罩武汉三镇。
　　上午10时左右,日军分别从南京和芜湖出动了大批轰炸机和战斗机。这批飞机起先是分散的,到了江西上空后,组成一个由38架飞机组成的大机群,狂吼着扑向武汉。中国空军过去曾多次与日机交手,吃过亏,因为日军飞行员擅长利用各种编队配合战术诱使中国飞行员上当。从汉口机场起飞的第四大队二十二中队最早迎敌。在初步的接触战中,日本空军的战术获得了成功。日军飞行员利用武汉上空的云层掩护,掌握了作战主动权。第二十二中队起飞高度明显低于敌人,形势极为不利。第四大队队长李桂丹被一名日本飞行员盯住不放,不久他的座机便伤痕累累。就在李桂丹向汉口机场撤返途中,其座机上被打穿的油箱起火,飞机凌空爆炸,李桂丹血染长空,壮烈牺牲。第二十二中队的飞行员李鹏
　　翔、巴清正和王怡也在这场战斗中阵亡。队长刘志汉的座机发动机中弹起火后,油箱爆燃,刘志汉不得已弃机跳伞。降落过程中,面对日军如梭的子弹,刘志汉急中生智,四肢放松悬吊在降落伞下,采取“假装中弹身亡”的办法瞒过了日军；郑少愚成功将被击中二百多次的座机迫降在汉口,得以生还。
　　在第二十二中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危机之时,从孝感起飞的第二十三中队及时赶到了作战空域,迅速接替第二十二中队,正面迎敌。客观地说,这场战斗中,中国空军使用的苏制飞机在性能上并不优于日机,甚至不具备空中协同作战的基本通讯手段；在战术使用上也不比日本空军更高明。中国的飞行员各自为战,而日本飞行员配合默契,“12架96式舰战自动分成4个紧密协作的3机编队,从中国机群中寻找最容易下手的1架,把他和战友分隔开,然后蜂拥围攻,形成局部数量优势”。队长吕基淳在日军飞行员的攻击下,座机惨遭击落,壮烈殉国。突然,空中又出现了10架E-16飞机,那是第四大队二十一中队的战机。日军完全没有料到中国还有空军后援。当队长董明德率机从四千米高空朝日机背后俯冲时,日军飞行员一下子乱了阵脚,无心恋战,一路向东逃窜。一支由分队长王远波、王特谦和龚业悌组成战斗队形的小分队一路东追逃窜之敌。
　　“二一八”空战中,中国空军击落日机11架,损失飞机5架,李桂丹、吕基淳、李鹏翔、巴清正和王怡5名优秀的飞行员牺牲,苏联援华志愿队也有伤亡。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电影股连夜将空战场景拍摄成影片,冲洗剪辑,19日在武汉放映。20日,汉口总商会“祭堂内布置得极其庄严,花圈挽联都是各界人士送来的,挽词多壮烈而沉痛”。

　　侦破“四二九”行动
力挫日军“祝寿”天皇
　　“二一八”空战后,日机两个月不敢强袭武汉。四月的武汉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4月29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的生日,日本人称之为“天长节”。中国空军负责人周至柔、美国的陈纳德和苏联援华空军领导人阿沙诺夫共同判断,日本空军会在那一天空袭武汉,给天皇“祝寿”。据当时的空军第四大队二十二中队飞行员吴鼎臣回忆,4月20日,一架日本双座侦察机被派往武汉进行战场侦察,当飞至孝感上空时即被我机击落,我方从日军飞行员遗物上找到敌机将要轰炸武汉的重要证据。国民党空军统帅部决定在武汉集中兵力,打日军个措手不及。兵力部署如下:
　　第四大队原驻汉口机场E-15机9架、E-16机7架；第二十四队E-16机2架、俄志愿队E-15机23架、E-16机16架；在孝感机场有第三大队及第十七队E-15机10架。
　　空军还制定了明确的战术:
　　以E-16机巡逻于武汉上空,专门攻击日军轰炸机；E-15机则于武汉外围东北方向活动,以吸引敌之战斗机,当敌轰炸机失去其战斗机掩护时,我方再用E-16机来攻击敌轰炸机。
　　为进一步迷惑日军,汉口的战斗机一夜之间忽然消失了。“飞虎将军”陈纳德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所有中国和苏联的飞机都在4月28日那天匆忙起飞,在城市上空低低地飞着,并兜着圈子,然后径直朝南昌方向飞去。这样使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些编队飞行的飞机。在汉口的日本间谍就像小客栈里的臭虫一样多,他们在飞机从视野中消失之前,便向他们的主子报告了这一大批飞机外出的消息。
　　黄昏后,那些从汉口飞出的飞机开始折返。在昏暗光线掩护下,他们超低空飞行,悄悄降落在汉口机场上。
　　4月29日下午2时30分,30多架日机开始从武汉东南、东北方向扑来。20名中国飞行员驾驶着飞机,牵制着从南面进犯汉口机场的日机,试图拖住他们,以消耗其汽油。40多架主力战斗机则埋伏在汉口以东30英里处的高空,准备迎头痛击敌人。下午2时30分,日机蜂拥而至,开始进入我空军“口袋”。与此同时,我地面高射炮也轰然开炮。
　　第四大队队长毛瀛初率第二十二队队长刘志汉、第二十三队队长刘宗武等人承担起保卫武昌东部上空的重任。当20架日机出现在武昌上空时,我空军战机愤然飞入密集的日军机群中。经过30分钟的缠斗,刘宗武击落日军战斗机两架,刘志汉击落1架,杨慎贤击落1架,日军战斗机群被驱散。在激烈的缠斗中,陈怀民不幸壮烈牺牲。
　　陈怀民,江苏镇江人,1933年考取中央航校第五期,毕业后任空军第四大队第二十三中队少尉飞行员。他飞行技术高超,作战勇敢,参加过多次激烈空战。4月29日的空战中,陈怀民在武汉青山一带被5架日机咬住,危难之际,他放弃了跳伞逃生的机会,驾机撞向其中一架日机。伴随着一声巨响,陈怀民与日军飞行员高桥宪同归于尽,时年22岁。事后,武汉无数军民自发寻找英雄的遗骸,但均无所获。直到30多天后,人们才在长江的泥沙中找到陈怀民的遗体,烈士的身体并无腐烂,只是头部有些浮肿。为表彰陈怀民为国捐躯的忠义精神,国民政府
　　追授其为空军中尉。汉口市政府将日租界的“南小路”命名为“陈怀民路”。解放以后,此路一度更名为“营口路”。1985年7月,武汉市人民政府重新恢复其名为“陈怀民路”。
　　武汉上空正在酣战时,另有18架日本轰炸机欲从武汉另一方向迂回,飞向襄河一带投弹。中苏预先埋伏的战斗机立即予以痛击。苏联志愿队队员的进攻非常漂亮,仅第一次冲杀就将日机中的轰炸机与战斗机分隔开,一队机组攻击轰炸机,另一机组则去追逐战斗机,而那些日本战斗机已没有足够的汽油来调头迎战了。从武昌至黄冈的上空,日机纷纷坠落,爆炸之声不绝。武汉军民“均喜极欢狂,交相赞誉”。在日机的狼狈逃窜中,高空中飘下无数张纸片,这些纸片上写着《告逃居武汉难民书》《告一般市民书》,落款为“浙皖难民团”,日本人的心理战因战斗失败而落空。
　　空战一结束,不待空袭警报完全解除,一些记者便迫不及待地寻找日机残骸。根据一名记者的描述,一架有3个发动机的日本重型轰炸机被发现分3处跌落,“头大半陷在污泥里,翅零碎的散在小山上,身掉在汤孙湖中”。一名日本机师被从湖中打捞上来,尸身完好,腰上还有一根“武运长久”的布条。
　　此次空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21架,其中轰炸机10架,战斗机11架,俘获日军飞行员两名；中国损失飞机9架,阵亡机师4人。苏联志愿队损失飞机两架,苏联飞行员舒斯捷尔驾机同日机相撞,英勇牺牲。中国空军大获全胜。
　　然而颇为讽刺的是,4月29日晚,日本人在广播中竟然宣布,他们在汉口上空击落了52架中国飞机,大获全胜,用谎言给裕仁天皇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生日。
　　“五三一”之战再获全胜
　　连续受到中国空军重创后,日本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欲扭转日本空军颓势,以挽回颜面。1938年5月31日中午,日36架战斗机、18架轰炸机悄悄逼近武汉上空。经过“二一八”“四二九”两次对日厮杀,中国空军的消耗非常大,飞机与飞行员的数量短期内无法得到有效补充。根据事先获悉的情报,国民党空军统帅部决定以苏联志愿队为主力攻击日军战斗机,中国空军负责掩护苏联志愿队,并相机攻击日本轰炸机。
　　值得注意的是,此战日本空军在战略上犯下了无可挽救的错误:日军的轰炸机与战斗机两个队群,未能在预定地点集中；情报也判断出错,一份日本航空队返航报告显示,由于目标区气象条件恶劣,“没有发现中国飞机”。日军轰炸机群进入湖北后,从英山直到长岭岗团风,连一架“友军”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始终逗留在大武汉圈外,其战斗机群与我方鏖战之时,轰炸机依然不敢进入武汉进行轰炸。当日军战斗机群败退至团风时,轰炸机群才与之汇合。但为时已晚,中苏空军早已占据主动权,半小时内,击落日军数架飞机。中苏空军以各损失1架飞机、各牺牲飞行员1名的代价,再一次获得胜利。
　　武汉“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三次空战中,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本空军精锐佐世保航空队“96”式飞机近五十架之多,使日本空军“隔了一两个月以上的时间,不敢飞越武汉上空”,极大地振奋了抗战精神。6月5日,国民政府为空军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数万军民自发前往吊唁。
　　中国空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用鲜血谱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战歌。
据《炎黄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