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1版:文摘-2018年05月04日

　　①冒险偷办小五金厂
　　几句话写尽当时的种种顾忌:领导来检查就停工,村民们假装翻草皮、积河泥；领导满意地离开后,村民便加班加点返工。

　　在那个全国一样穷的年代,华西村穷出了名,穷成了洼地。1961年,华西村集体财产累计1764元,欠债2万元；667个村民,每人每天只有半斤口粮。村里800多亩耕地,被水洼河沟分割成1300多块,旱涝无收。
　　时年33岁的村支书吴仁宝,带着村民平整了土地,总算勉强让他们不再挨饿。而他心中还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何富起来?带着这个想法,吴仁宝考察了各地市场,找到了合适的工业项目——生产螺旋丝锥、直刃丝锥、高硬度螺母等产品。这些小东西,国营工厂不做,市场又有大量需求。
　　1969年,华西村在村庄最边远的角落里,建起了一个小五金厂。这段历史现在被印在各种宣传材料上,几句话写尽当时的种种顾忌:领导来检查就停工,村民们假装翻草皮、积河泥；领导满意地离开后,村民便加班加点返工。
　　村民们不是没有疑虑。据2018年出版的华西村传记《信仰》记载,在小五金厂开工同期,黑龙江有个名叫马荣祥的村支书因为开设地下工厂,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名被枪毙了。
　　67岁的赵荷芬曾是华西村的党委副书记。办厂时她才18岁,未能入选,但同村的姐姐们多次向她讲述过厂里的情景。“当时五金厂虽然购买了机器,但螺丝钉、螺丝帽仍然需要手工制作。”赵荷芬说,吴仁宝为厂子选了20多名村民,大多数是35岁以上的女同志,干活细心,且很有热情。五金厂的工作时间很长,每天早七晚七,最晚做到过夜里11点。“大家都没有基础,就是能吃苦、慢慢学,动作就越来越快。”赵荷芬说。
　　日后的事实,证明了当年冒险的价值——小五金厂的产品销路很好,华西村的第一桶金由此而来。1976年时,包括小五金厂在内,华西村工副业产值已达28.2万元,占村集体全年总收入的54.4%。

　　②集体道路,“一村两制”
　　之前,脱离集体经济者,村里将收回10年的福利待遇,别墅、汽车等都需交回,每年多则十几万的股金收入也需放弃。

　　上世纪80年代末,华西村出台了“一村两制”政策,即每户村民可以自主选择从事集体经济或个体经济。
　　据吴仁宝的儿子、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协恩回忆,改革开放之初,华西村选择个体经济的只有几户人家,发展至今也不超过十户,“个体搞得不好,风险比较大,压力更大。”附近陆桥镇青年杨永昌是曾经的个体户。1997年,他在华西村创办了金属软管厂,一年盈利一百多万。但5年后,他想稳定一点,不希望独自承担亏损的风险,把净资产186万元的企业以166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华西村,完成了个体到集体的转变。卖掉厂子后,杨永昌成了华西钢厂的总经理。
　　不过,由集体转个体就没那么简单了。依据华西村《村规民约》,脱离集体经济者,村里将向相关村民收回10年的福利待遇,别墅、汽车等都需交回,每年多则十几万的股金收入也需放弃。这一规定曾被外界解读为“惩罚条款”。虽然华西村方面回应称,这并非惩罚,只是激励与制约并存。但2017年起,“脱离集体便收回10年福利待遇”这条颇具争议的规定,已被取消。

　　③既是村,又是企业
　　可村里的现金不够,到哪里凑足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吴仁宝的办法是:找政府,找银行,找村民。

　　独走集体道路的华西村,并未远离正在兴起的市场经济。
　　1985年,吴仁宝动员村民以钱入股,投资村集体。集体控股、个人入股的新型股份制集体经济制度,由此而生。“当时老书记鼓励村民每人自愿(出)2000元,投到村委会里。村委会一共筹到了几百万,又统一安排到各个企业中去,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企业赚了钱,我们每年会给村民分红。”吴协恩说。
　　但每人2000元不是个小数目。“那时村民年收入大概700元左右。拿出这些钱,相当于一个人三年不吃不喝赚出来的工资。”在赵荷芬的印象里,当时的2000元足够买一辆高档大型摩托车了。为了这笔钱,村民们质疑过、反对过。可为了“跟上大家的节奏”,许多没有现钱的家庭不惜向亲友借钱,最终还是入了股。
　　用村里的集体资金和村民的入股资金,华西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创办了华西锻造厂、华西铝制品厂、华西五金拉丝厂、华西冷轧带钢厂等,效益颇佳。到1991年底,华西村已创办大小企业20余家,完成产值3亿多元。
　　“实际上从改革开放那时候起,我父亲就每天看《新闻联播》。”吴协恩说,过去,父亲下地都要带着收音机；此后,父亲每天准点开电视看新闻,“赶不上7点的直播,就看夜里或者第二天的重播。家里人也都养成了类似的习惯。”
　　据华西村宣传办负责人介绍,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要求“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想法再解放一点”,一语消除了人们对改革开放的犹疑困惑。当时,吴仁宝长子吴协东正在香港参观,率先看到了新闻,一回家马上向父亲汇报。
　　听到消息的当天夜里,凌晨1点,吴仁宝就召集党委成员开会,要求千方百计进足钢铁企业的原材料。因为他从南方谈话中看到了“中国即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可村里的现金不够,到哪里凑足购买原材料的资金?吴仁宝的办法是:找政府,找银行,找村民。
　　第二天,吴仁宝带着吴协东直奔江阴市政府。他们要靠着村办企业的资产借一笔大钱,只有江阴市市长点头,银行才能贷款。获得市长首肯后,中国农业银行贷给华西村2000万元。加上向村民个人筹资约400万元,吴仁宝有了底气。用这些钱,华西村购进了近万吨钢坯、1000吨铝锭、700吨电解铜等原料。没多久,原本每吨3000元的原材料就涨到了10000元。
　　就在1992年当年,一批工业企业、中外合资企业进驻华西村。之前低价购买到的原料,为村里节省了近亿元的生产成本。而产品良好的销售情况,又让村里赚得盆满钵盈,“一夜暴富”。
　　1994年,已拥有钢铁、毛纺、化工、铝型材、钢型材、带管等45家企业的华西村组建了华西集团,村与企业形成双轨发展。

　　④“关厂书记”来了
　　比起同行普遍亏损几亿的情况,2015年,华西钢厂仅亏损几千万。

　　进入新世纪前后,准备接棒华西村的年轻一辈,有了自己的新想法。
　　1999年,对金融领域颇为关注的吴协恩提出,应当以上市的方式倒逼企业完善产业制度和管理制度。在21人的举手表决会议上,20人同意,一人反对。反对者就是老书记吴仁宝。他不明白,有了足够资本的华西村为什么要上市?但他最终听从了大家的意见。不多久,华西集团A股在深圳上市。
　　2001年起,华西村开始纳入周边村共同发展,人口从原来的2000人增至现在的3.5万人,总面积超过35平方公里,成为比澳门还大的“第一村”。
　　并村后两年,吴仁宝退休。曾经反对并村的吴协恩,正式成为华西村第二代“掌门人”。上任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连续关停周边村的9个工厂。“当年有人背地里都管新书记叫‘关厂书记’。只会关厂,还关那么多。”现任华西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永昌说,没关的华西钢厂也被要求降低库存,少进多出。
　　当时,关闭的9个工厂都在盈利,有些效益还不错。比如化工厂年产值近2亿元,线材厂年销售收入7亿元。直到2012年,“关厂书记”的举动才被人真正理解。这一年,多年累积的钢铁产能严重过剩,钢价暴跌,资金链断裂的钢厂比比皆是。直至3年后,这场危机依然余波未平。比起同行普遍亏损几亿的情况,2015年,华西钢厂仅亏损几千万。而随着政府要求“去产能”、关停“僵尸企业”,钢材市场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好转。2017年,华西钢铁公司年产量300多万吨,全年毛利约18亿元。

　　⑤借“一带一路”转型升级
　　包丽君几乎没有休息日,一年出差超过200天,都是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谈合作。

　　“削钢”的同时,吴协恩萌生了进军金融业的念头。“那时候老书记不赞成我们办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企业。新书记就把我叫到办公室,让我偷偷开始注册华西村第一家金融企业。”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华西金融投资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包丽君说。
　　多年来,华西村先后拿到了典当、财务公司、小额贷款等行业牌照,并成立了相关金融实体。此外,华西集团还参股了银行、证券、期货、上市公司等各类企业。2017年,集团旗下上市公司还成立了并购基金。数据显示,2016年华西集团金融营收16.26亿元,净利润6.07亿元,是华西集团净利润的主要贡献板块。
　　作为一家大企业,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华西村又开始布局“走出去”。
　　“‘一带一路’之前,我们已经在为中石油提供海洋工程服务了。”包丽君说,此后,华西村开始在印尼开展海洋油气项目、在马来西亚建码头、在新加坡投资设立境外公司……之后3年,包丽君几乎没有休息日,一年出差超过200天,都是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谈合作。
　　华西村还将产业触角伸向了互联网、电竞领域。吴协恩的儿子孙喜耀(随母姓)小时候曾和爸爸学打魂斗罗,如今已成为华西集团电竞板块的操盘手。2012年,孙喜耀与人共同成立耀宇文化,之后引入江阴华茂、广州华多等投资机构,并于2016年挂牌新三板。不过,华西村的海洋工程板块起色不大,2016年净亏损2.26亿元。对此,吴协恩解释称,海工业务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回报周期较长。“虽然尚未盈利,但希望这个产业在未来几年能为华西村带来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吴协恩说。　　　　据《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