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等大翻译家们都曾恳切地谈过作为译

近报 新闻    时间:2017年12月22日    来源:近报


  傅雷等大翻译家们都曾恳切地谈过作为译者的尴尬,如今进口电影的字幕译者们,同样遭遇过许多相似境遇。从前神秘的行业抛入互联网时代,也更尴尬了。
  网络挑错儿
  2012年,威尔·史密斯主演的科幻电影《黑衣人3》在院线上映。署名翻译贾秀琰在字幕里使用了当年流行词汇“瘦肉精”“地沟油”,以及若干词被认为不达意,这些被网友集体挑错儿。
  豆瓣上《黑衣人3》的挑错影评帖回复有近2000条。网友集中火力,列举了许多条台词,对比贾秀琰的翻译和英文原文。这条影评贴后,争议四起,要知道上映前两天,贾秀琰得到的反馈还是以赞扬为主,当时主流的声音是“官方字幕还能这么接地气”。
  几年后的现在,贾秀琰说,“当时的确挺胆大”。《黑衣人3》是科幻题材,却是部典型的喜剧电影,剧中主角聊起天像在说相声,你来我往,尽是讥讽。这是译者的尴尬中最典型的困境:有些笑点转化成另一种语言是行不通的,照实翻,观众失去了笑点,想个法子在字幕里逗个乐,又面临归化过度的风险——除了当时的网络流行语,贾秀琰还将其中一句台词意译为“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也被网友调侃“怎么还吟诗作对上了”。
  也就是从这部电影开始,身为正规军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字幕翻译,贾秀琰被网友盯上了。第二年,她署名翻译的《环太平洋》上映,这部科幻大片同样十分受关注,连带她的字幕翻译再次进入网友视野。在诸多争论中,最醒目的是她将“elbow rocket”译作“天马流星拳”。
  到了2014年,经过前两年的铺垫,网友对贾秀琰翻译的不满累积到峰值。《银河护卫队》上映后,她发现自己站在了风口浪尖,以至于后来她打开微博前都要深吸一口气,上千条评论提醒闪烁着红色数字,令她发毛。有一天她突然失去面对评论里咒骂、侮辱和讥讽的勇气,她把这些一股脑儿都删了,然后退出登录,从此再没上去过。
《敦刻尔克》里的
“家国之争”

  逃出微博喧闹的世界后,贾秀琰松了一口气。但这并不妨碍网友依旧跑去她的微博发泄。每当有一部翻译署名贾秀琰的电影上映,她之前微博里的评论数量仍会激增。
  最近一次是《敦刻尔克》上映,时间为今年9月。克里斯托弗·诺兰是国际大导演,代表作诸如“蝙蝠侠三部曲”和《盗梦空间》,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都很受关注。消息一出来,就有网友跑去贾秀琰微博留言说“放过诺兰”。再往前,她被刷屏是去年李安导演的《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上映。
  按照历史分配习惯,像《敦刻尔克》这类战争题材电影,字幕和配音工作通常都会分派到贾秀琰所在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八一厂”)。分派者是中国电影集团进出口公司。浪漫爱情片会分到上海电影译制厂,长春电影制片厂则往往是动画片或者日韩电影,再加上中影译制中心,它们并称为中国“四大译制厂”。中国每年34部进口分账大片,都由这四家来完成字幕译制和配音。
  《敦刻尔克》不出意外地分到了八一厂。制片人王进喜根据手下每位译者的个人特色,来决定具体派给谁。贾秀琰还替八一厂另一位已经退休的老翻译挨过骂,他身上最著名争议点,是将《复仇者联盟》里的“son of bitch”译成“你这个老伙计”。
  《敦刻尔克》上映后,台词里对“home”的翻译迅速被关注起来。争议之一是,贾秀琰将其中若干处翻译成了“祖国”,而非更直白的“家”。
  如果全都译成“家”,自然没什么问题。但贾秀琰说,动手翻译前,她在网上买了6月份刚出版的《敦刻尔克:电影背后的历史》,作者约书亚·莱文是历史学家,他在书中与诺兰展开对话,贾秀琰在该对话中“读到了诺兰的家国情怀”。她又想起此前《战狼2》制片人曾分享过的见闻:当年撤侨,在利比亚等待救援的中国人,最后终于盼到了中国救援队,当他们看到五星红旗,都抑制不住激动地下跪。“这种强烈的感情,跟我们平常路过长安街,看到国旗时的平常心情肯定不一样吧?”贾秀琰这样问自己。
  片中出现“home”7次。士兵汤米说“take me home”,译的是“带我回家”,而到了指挥官波顿,他看到大批飘着英国国旗的渔船出现时的那个镜头,那句却译成了“我看到了祖国”这个更具情感色彩的词。对网友的嘲讽,贾秀琰自己觉得有点委屈,“简单粗暴就统一翻译成‘家,也没人会说什么。但傅雷先生翻译时讲究‘行文流畅,色彩变化,这里就太需要对色彩变化进行区分了”。
硬伤很难出现
  贾秀琰承认,“不敢像当年一样胆大了”。翻译最坏的情况,当然是出现硬伤,行内所谓“黑白错”。但实际上,从一部电影的译制流程看,硬伤其实很难出现。
  首先在片方发给字幕制作者的剧本里,注释往往十分详细,笑点和文化背景都会写得很清楚,如果是专业术语,也会一一注明。这使得阅读者但凡英语过关,一般都不会产生理解性错误。
  但也有意外风险。《敦刻尔克》中就有这样一处。片中汤姆·哈迪扮演的飞行员在调教飞行高度时,出现几次“angels”一词。最初,贾秀琰错看成了“angle”,即角度,因此最开始她将“vector one-two-eight,angles one”译为“航向128,角度1”。后来校对中,贾秀琰发现,“这是‘天使那个词,那翻译角度肯定是错的”。她查了资料,请教了同事,原来这词是“二战”时期英国皇家空军的专用术语,指1000英尺。发现这个错误,贾秀琰说她长舒一口气。
  译完台本后,还要打印出来交给配音导演。导演有时候也会改。有一次贾秀琰将一句台词译为“你在觊觎我的王位”,导演认为“觊觎”这个词过于书面化,不一定所有观众都能懂,配音演员说起来也会觉得别扭,落到字幕上,也显得密,就把这个词改成了“偷窥”。
  配音导演过完台本后是进棚录音。配音演员在录音过程中仍有校对的成分在。《黑衣人3》开场几分钟,有句台词是“让我把监狱打个洞”,这显然是个直译。到了配音演员那儿,他一张口就说成“让我给你开个窗”,这句话一下子就生动了。最后这句话在字幕里变成了“让我给你开个窗凉快凉快”。为了配合手势、口型和情绪,配音演员还会进行其他调整。
  实际上配音版和最后字幕版仍有区别。为赶工期,通常会先出配音版,之后,才会在此基础上完善字幕版。此时,贾秀琰需要去掉语气词,删掉标点,控制长短,一句话一行,一行不超过16个字。最后字幕员上字幕时,还会进行一次校对,至少,错别字不能再有。
  《比利·林恩的中场战事》字幕台本最终翻译出3.5万字,而《敦刻尔克》才1.4万字。诺兰电影的台词极为精简,一句话里总有双重深意,这使得翻译工作比台词多的电影更困难。最微妙的一处在电影最后。道森船长载着一船士兵终于驶回英国,飞行员柯林斯从船上下来,神情恍惚,上岸就被路边一个老兵劈头问道“Where the hell were you?”,直译过来是“你他妈的去哪儿了”。道森安慰柯林斯的“They know where you were.”,直译过来是“他们知道你去哪儿了”。这样翻译听上去没什么问题,但仔细琢磨,岸上士兵为什么问柯林斯去哪儿了呢?他们又不认识。贾秀琰想这里的“you”可能不是“你”,而是“你们”。而这个“你们”指代的,应该就是柯林斯所在的空军。敦刻尔克大撤退时,空军虽然发挥了巨大作用,可英国这边却并不知情。所以他们对空军充满埋怨,贾秀琰跟配音导演商量,觉得最可能的情况是,当士兵看到柯林斯英国皇家空军的标识,质问的其实是“你们空军他妈的去哪儿了”。她为自己发现这微妙之处感到很庆幸。
字幕君:从幕后到台前
  从前这个行业显得神秘。因为讲究“集体创作”,电影字幕译者不曾署名,人们也的确很少关注一部电影的字幕翻译是谁。现在署名了,风波迭起。从这个角度,贾秀琰承担了这一行去神秘化过程中的一些炮火。这一方面源自于网络表达空间的自由度膨胀,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翻译本身就是一门仁者见仁的技艺。换句话说,就像傅雷这样的大翻译家仍受质疑之累,电影这样的大众化产品,更是“人人都知其一”。
  上海译制厂的张悠悠是今年上映的《蜘蛛侠:英雄归来》的翻译,她告诉我,因为这部讲的是蜘蛛侠返校,整体青春洋溢,所以她也选择在字幕里使用了诸如“别撩我”“老铁”和“战衣姐姐”这样轻松的字眼,并没有因此遭到网友攻击。但2016年,张悠悠和同事夏恬曾共同翻译汤姆·汉克斯主演的《但丁密码》,也经历小风波。这部改编自美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的《地狱》,是几年前《达·芬奇密码》延续下来的大IP。故事男主角兰登是哈佛大学符号学教授。但是片中却很少出现“Havard”字眼,却一再提到“Cambridge”。英语水平能够分辨出这两个单词的观众,立刻开始挑错儿。“人家明明说的是剑桥,字幕却翻译成哈佛,是因为当年剑桥没给你offer吗?”其中一位网友如此讥讽。
  但很快,讥讽者自己立刻被反过来讥讽,温和一点地会奉上扫盲帖:哈佛大学所在地就叫剑桥,片中是用城市地名代替大学。如果字幕翻译成“剑桥”,会被误解为“剑桥大学”,所以这里使用“哈佛”一点毛病没有。大量误解都因类似的一知半解而起。
  整个上译厂一度只有一位在职翻译。张悠悠从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后,先是在一家话剧工作室,她校译的剧本被上译厂一位配音导演看到,觉得不错,就推荐她到上译厂兼职字幕翻译,一年后,原来那位翻译要离开,她才转了正。从工作量上来讲,一年翻译七八部分账片的确并不多,可一旦项目到手,工期又非常仓促。这种情况一直到招聘了第二位正式翻译夏恬才略有改善。后者是上海师范大学翻译硕士毕业,90后,对翻译充满热情。
配音版式微
  一个常常为人忽略的事实是,尽管一线城市电影院线很少会给配音版排片,配音版却并没有因此而被省略。事实上,三四线城市观众仍然对此有需求,而一些面向儿童观众的动画片有时也会让配音版成为主力。
  上译厂承担了不久前上映的新版《东方快车谋杀案》的译制。夏恬在接受采访时分析该片更适合做成配音版的原因:因为它有12个性格各异的角色,而上译厂历史上又有过许多传世译制经典。上译厂主管业务的副厂长刘风是配音演员出身,尤其重视这一部的配音版。他请到俞飞鸿和王千源两位明星,福斯公司还专门为配音版做了一场发布会。但这其实是配音版式微市场下一次“怀旧式努力”。
  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国内配音版电影越来越不流行。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的教授金海娜说,中国本土影视字幕的特点是,电视剧通常都有中文字幕,因为当年认字率和普通话都低,而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而电影,除中文字幕之外,还会同时有英文字幕,这个习惯可以追溯到无声电影时期,1922年上映的《劳工之爱情》就已是双语字幕。
  而金海娜在与国际译制工作者交流过程中发现,法国人和德国人至今仍然挺爱看配音版,美国和英国当然以字幕版最受欢迎,而在俄罗斯和波兰,仍在时兴一种叫作画外音的观影方式,即原音和配音两个音轨同时进行,观众也看得挺习惯。但中国观众,正在越来越不需要配音版。
  另一个现象是,随着电影越来越市场化,尤其是中国进入全球同步首映行列的次数增多,留给译制的时间越来越少。从拿到片子到出成品,上译厂只有一个多星期时间译制《东方快车谋杀案》。最终留给翻译夏恬的时间不到三天,最终用两天半时间做完整部114分钟电影的配音版翻译工作。两天半时间里,夏恬只睡了几个小时——虽然总要赶工期,还是本能地不喜欢听到制片人“翻译随便搞一搞”的催促。去年上映的《降临》最终因为时间原因索性放弃了配音版译制。
  但是电影翻译需求会一直在。2013年,有一部叫作《看不见的字幕君》的纪录片流行在电影字幕译者中间。其中有句话令人印象深刻:每部电影,都会在某个时刻对某位观众,以外国电影的身份存在。对贾秀琰、赵悠悠或夏恬这样的充满热情的译者说,这是她们作为字幕译者的角色意义。             据《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