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7版:风云-2018年04月20日

　　“黑打”打黑
　　接手直隶烂摊子后,袁世凯将自己在山东的铁腕手段照搬过来,立即向中央提交了报告,请求获得“就地正法权”,而赵秉钧则成为一系列“严打”行动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形成了袁点火、赵放炮的默契配合。
　　“就地正法权”,就是将本来要报经中央核准的死刑判决,下放给省一级,从重从快地处决人犯。这一办法,自太平天国运动以来,不断被采纳。两年前(1900年),李鸿章到任两广总督时,在广东打黑,也是拿到了这一特殊政策。据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在日记里记载,李鸿章在广东半年,处决的“盗匪”多达五六万人,平均每个月的处决人数高达近万人。
　　袁世凯在任山东巡抚时,就对“乱民”毫不留情,铁腕打击,赢得了“民屠”之称,与嗜好大投资大工程的“钱屠”张之洞、嗜好参劾纠弹官员的“官屠”岑春煊一道,被称为清末“三屠”。在要求给直隶“就地正法权”的报告中,袁世凯说,天津已经“设立保甲巡警各局”,“获有盗匪解交发审处,立时提审,核其情罪重大者,照土匪定章,即行就地正法。仍俟盗风稍息,再行规旧制,照例审判”。
　　这种严打,的确能在短时期内迅速地扭转社会治安。但在粗糙、甚至形同虚设的审判制度下,滚滚人头中难免有屈杀冤杀枉杀的,重拳“打黑”也就伴随着“黑打”。袁世凯和赵秉钧等,也因此受到了相当多的诘难。
　　在为袁世凯打造平安直隶的同时,赵秉钧日益成为袁世凯倚重的政治上的左膀右臂,很多传言都说他参与了更多更深的内幕运作,甚至可能包括对光绪皇帝下毒手。对此,朱启钤明确地说,这是无稽之谈。至于袁世凯与光绪皇帝之间的所谓嫌隙,其实一直是康梁的政治抹黑,子虚乌有。但赵秉钧的确在袁的圈子内,扮演了CEO(首席执行长)的角色。
　　辛亥年间,在老家钓鱼的袁世凯重出江湖,折冲樽俎,摆平了各路豪杰,在中国历史上罕见地实现了政权交替的平安转制,赵秉钧在其间的作用,几乎被时人所公认。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赵秉钧出任内务总长,达到了其警界生涯的顶点。1912年8月,因民国第二届总理陆征祥被参议院弹劾,称病辞职,赵秉钧出任代理国务总理。同年9月25日,正式担任国务总理,达到政治生涯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