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7版:风云-2018年05月11日

　　明治四年(1871年)11月,日本政府以岩仓具视为特命全权大使,以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为副使,组成了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欧美考察了足足1年零10个月,足迹遍及美、英、法、比、荷、德、俄等12国,对明治维新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以留学生身份随团的中江兆民(著名的民主主义者)回忆说:“目睹彼邦数百年来收获蓄积之文明成果,粲然夺目,始惊、次醉、终狂。”这次考察,史称“岩仓使节团”。

　　.中国的“鬼使”
　　在大清国主流社会,外交官在很长时间是被士林所不耻的“鬼使”。
　　1876年,甲午战争前十八年,郭嵩焘受命出使英伦,成为中华帝国以平等身份派驻海外的第一个使节。在他的家乡湖南,“愤青”们认为他无异于汉奸,有一副痛骂他的对联也从此成为千古绝唱之一,其联曰:“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乡亲们痛恨他出洋“事鬼”将辱没乡梓,要开除他的湖南省籍,甚至扬言要砸了他的房子。亲朋好友也多认为他“文章学问,世之凤麟。此次出使,真为可惜”,“以生平之学行,为江海之乘雁,又可惜矣”。基于“民愤”的“打砸抢”事件虽然没有发生,但郭嵩焘从此成为“湘奸”,并在他的有生之年声名狼藉。
　　郭嵩焘放洋,也是无奈之举。此前中英之间发生“马嘉理案”(又称“云南事件”或“滇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擅自带领一支英军由缅甸闯入云南,开枪打死中国居民,当地人愤起反抗将其打死。英国借此事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烟台条约》。根据该条约,中国应派钦差大臣到英国“道歉”,并任驻英公使。
　　选派使臣出洋,不仅要懂洋务,而且要愿意出洋。这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备选的人并不多。郭嵩焘同意出使,其实也是这位开明的洋务派官员的公忠体国,他自陈“以为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礼”。即便这样,朝廷还要“掺沙子”,加派了一个极端保守者刘鸿锡作为他的副使,以收钳制之功。我们看看这位副使此后对郭嵩焘的指控,就可以知道他的外交水准:他指控郭参观炮台时居然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郭在柏金宫殿听音乐时,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郭在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举手投足都是罪状,极尽磨勘刁难。
　　中国外交官不仅被士林视为“鬼使”,在官僚体系的设计上,也被作为“等外品”处理。根据清廷的相关规制,外交官并非实职,而只是“出使某国钦差大臣”,临时差使而已。清承明制,“实职”与“差使”有天壤差别,“实职”乃是经过吏部铨叙的经常性官职,被纳入升迁考核的完整体制,而“差使”则是临时性的差遣,等于是现代的“出差”,差使完成仍回原职。　　这样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八国联军侵华后,在列强逼迫下,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后,外交官才被纳入实职序列,责、权、利才统一起来,并对各使馆员数、品秩、等级、月薪及出使各大臣应支经费制订详细章程,职业化外交官队伍的建立才算真正开始,中国外交方告别“鬼使”时代。

　　/日本的“神差”
　　与中国的“鬼使”不同,外交官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成为“神差”。
　　日本政界有句俗语:“料亭政治,霞关外交”,意思是说政治多在料亭饭桌上商讨,而外交则在霞关决定。霞关位于东京千代田区南部,在江户时代前是大名屋敷林立的地方,明治朝至今被外务省使用,成为“日本外交”的代名词。
　　“霞关外交”有一个重要的日本特色:外交是一切政务之首,实施政府的整体外交。与中国心不甘、情不愿地设立外交机构,却又将它作为政府的“盲肠”部门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就将外务省确定为六部之首。
　　1869年明治政府颁布法令,成立外务省,由明治天皇的亲信、王政复古政变的首脑岩仓具视亲自掌管。岩仓随后就组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员一同访问欧美,探求改革之道,希望与西方修改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著名的“岩仓使团”。岩仓使团出国访问历时长达22个月,等于现政府高官集体出国留学,这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
　　日本赋予外交以国务之首的地位,主要是因为明治时期的首要国家目标,就是废除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因此,欧美外交实质上也是头等内政,外务省则是衔接内政和外交的枢纽。　　
　　在这样的政策导向下,外务省比日本其他政府部门吸引了更多的精英人士。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与西方修约的工作进入高潮,外务省更是吸收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院的大量毕业生。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教授鸠山和夫应外相井上馨邀请,出任外务省调查局局长。他亲自推荐给外务省的三名学生,后来都成为国际知名的外交家。其中,因提出亡国“二十一条”而为中国人熟悉的加藤高明,于1894年出任驻英公使,其后多次出任外相,并在1924年出任日本首相；林权助,后出任驻朝鲜、大清和英国公使,在担任驻中国公使时,曾深深地卷入戊戌政变,协助康梁等人出逃；内田康哉,先后出任驻中国、奥匈帝国及美国大使,多次出任日本外相,两次代理过日本首相职务,还曾被美国《时代》周刊作为封面人物。　
　　从日本这些年轻学子后来在外交体系、乃至整个官僚体系内的飞黄腾达,反观中国近现代,很少有外交官能在非外交的政府岗位上获得重用,惶论出任总理等“国家领导人”职务。毫无疑问,外交人才的地位不彰,就是外交地位的低微,这加剧了整个政权的“内向”性格,甚至在派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中,真正有海外经验的只有李盛铎一人而已。差距,并不仅仅是34年……

　　0“鬼神”大对决
　　先天的差别,令中国“鬼使”在应对日本“神差”时,处处捉襟见肘。
　　与留洋多年的日本对手伊藤博文(当时日本首相)和陆奥宗光(当时日本外相)相比,在外交方面“自学”成才的李鸿章,在甲午战争之前从来就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他的外交思路和技巧,与其说是学自洋务实践,莫如说是讲求权诈的中国特色政治手腕在外交领域的运用。作为李鸿章外交思想根基的“以夷制夷”,一方面固然是弱国外交的无奈选择,另一方面也正是他所擅长的权术实践,可惜外交毕竟不是内政,在洋人之间玩合纵连横成效并不好,往往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
　　至于在外交第一线的使节们,中日外交战其实也是他们个人之间的综合素质之战。　
　　甲午战争中,时任驻英公使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姻亲,在1893年出任外交官前,担任四川布政司,毫无外交经验,不通英法语言。出使后,因其兼驻法、比等国公使,主要逗留法国,英国事务依赖使馆的英籍雇员马格里探报来判断形势。
　　客观地说,龚照瑗在英国任上是尽职的,无论采购军火还是探听情报,都还略有建树,但受制于天资及满清体制,他只能算是个平才。他在西方最为出名的,就是以外交官的身份在伦敦绑架孙中山,结果又没把人看住,被孙向外通风报信,引起巨大外交风波,旋后被英国要求将其召回,落得灰头土脸。民国建立后,龚照瑗长期被作为“反动”典型,实则是替满清背了黑锅。　　
　　龚照瑗的对手、日本驻英公使青木周藏,却是堪与李鸿章媲美的政治家。与龚照瑗作为“土鳖”不同,青木是典型的“海龟”。这位武士后裔,在24岁那年留学德国学习法律。专业之外,他还涉猎医药、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啤酒、纸币、地毯等的制作,学一行精一行。他甚至还娶了一位德国妻子,这在当时的中国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1873年,青木出任日本驻德国(兼荷兰、奥地利)使馆一秘,随后出任日本副外相、外相,参与主导日本外交政策。1891年,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后来的末代沙皇)被日本警察刺伤,青木引咎辞职,转任驻英国公使,正好专心与英谈判新的平等条约,成功地解决了日本在东亚动武的后顾之忧。在日英条约缔结的次日,日本内阁才确定了对朝鲜和中国动武的决心,英国外交大臣当时就认为,日英条约的签订,对日本的意义比战胜了清国大军还要重大。
　　甲午战争期间,青木在英、德(他兼任驻德公使)长袖善舞,成功地消弭了因高升号事件而被激发的英国民众的反日情绪,破坏了中国在欧洲的军火采购计划,同时成功地为日本争取到了军火供应。青木英语、德语十分流利,对国际法有着深刻了解并能灵活运用,对驻在国媒体舆论高度重视,自己也能提笔直接为当地媒体写作,这些都是作为“循吏”的龚照瑗难以匹敌的。
　　更重要的是,青木与日本外务省、军方以及战时大本营都有畅通的信息沟通,不需要揣摩上意、报喜不报忧,这令他与最高决策层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互动,国家意识能迅速地转化为外交行动,这不仅是龚照瑗,甚至连李鸿章都是难以企及的。

　　1“町人根性”
　　如果说阻挠中国近代外交发育的“鬼使”意识,源自于“天朝上国”的自大,推动日本外交成为“神差”的,则是日本民族强烈的危机心理及其引发的自卑心理。　　
　　甲午战争前的日本,生活在强烈的民族危机下,取消与西方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成了国家首要目标,但他们没有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义和团式”的抗争方式,而是以足够柔韧的身段,与西方依法办事、据理力争,反过脸来向东方(朝鲜和中国)横刀相向、巧取豪夺。日本启蒙思想家吉田松阴就十分坦率地说:“我与俄、美之讲和一定,我方断不可毁约以失信于夷狄；必须严章程,厚信义,以此间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和中国东北之土地以为补偿。”　　
　　奉行实力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町人(幕府时代的商人)根性”,塑造了日本外交的实用性,这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正好可以大展身手。在“町人根性”影响下,日本人不承认唯一正确的价值体系,也不认为有绝对正义。　　
　　同样对于万国公法(国际法),日本人就比中国人有更为清醒的认识,时任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大佐在其1887年写成的《清国征讨方略》中,深刻地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兵力不整之时,万国公法亦决不可信……既不足恃,亦不足守”,真是一语中的。　　
　　这样的实用主义,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高升号事件的始作俑者、日本军舰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敢于打沉英国商船的同时,却冷静地下令打捞那些落水的英国船员,船长、大副等关键人物,在此后的国际法争论中对日本帮助极大。　　
　　青木周藏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英国政府低三下四地赌咒发誓,表态会追究肇事海军军官的责任,向英国赔礼道歉,但在法律上站稳脚跟后,他又跑到英国外交部,义正词严地抗议英国商船不严守中立,将自己的角色迅速从加害者调整为受害者。又如在平壤战役结束后,日本将数百名清军战俘押解到日本,极尽优待,在国际上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这样的“文明举动”此后便不再有,原因在于随着战线拉长,日军供给困难,内定的政策是不留俘虏悉数屠戮,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　　
　　日本的外交与军事,表面上看似乎总是不协调,似乎“极右”的军方总在逾越界限,裹胁着有点“左”的外交进入军方的轨道。但实际上,在日本这辆武装到牙齿的战车上,外交和军事互为“油门”和“刹车”,并非相互牵制,而是相互配合。穿西装的依然是武士,着军服的也照样有着外交官的狡黠精明和国际视野。在疲于应对这样的敌人之后,晚清官方文献中大量出现“倭人不可信”的感慨,实在是不足为奇的。　　
据《中国经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