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7版:风云-2017年09月29日

　　对今天不少读者而言,吴满有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可在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可谓家喻户晓。他的名字在《毛选》、《邓选》中被多次提及,还写入了中共中央文件。边区农业战线的“吴满有运动”和工业战线的“赵占魁运动”,使两人成为大生产运动的两面旗帜。吴满有是毛泽东的座上宾,毛亲笔为他题词:“天下有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红色英雄”,却在1948年的解放战争中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国民党电台发表了他的“反共讲话”。最后,吴满有被开除党籍,身败名裂,郁郁而终。他昔日的“辉煌”,也在建国后很少被提及。从大英雄到战俘,吴满有书写了戏剧般的人生。

　　从逃荒灾民到劳动致富
　　吴满有,陕西榆林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柳林乡吴家枣园。初到延安,吴满有终年劳作,却一贫如洗,吃糠咽菜,饿到啃树皮,死了老婆,卖过女儿。
　　1935年,延安进行了土改。吴满有分到土地后,勤劳发家,丰衣足食,成了劳动致富的典型。他总结自己发家致富的经验:“我没有什么秘诀,就是肯劳动。”吴满有在全村起得最早,睡觉最晚——天没亮就上山放牛,天黑了才从地里回来。冬天别人在家闲着,他却到处去拾粪。庄稼出了苗,别人怕上山,不锄草,或者只锄一次,他却至少锄两次。一般农户耕地时掘土5寸深,他至少7寸深。因此,他的粮食亩产比一般农户多1/6。他还不断开垦荒地,扩大耕种规模。1942年,吴满有开荒36亩,1943年开荒96亩。吴满有不仅种田好,还会经营副业,牛羊养得最好,经常对放牛娃讲一些畜牧知识。他还广种果树,种柳条编筐子。吴满有发家后,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放羊娃,农忙时还雇用短工。
　　1941年,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极为困难。为了战胜困难,1942年初党中央开展大生产运动。1941年,吴满有家共收粮食34石,缴公粮14石3斗,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与盐代金815元。吴满有致富不忘共产党,带头多缴公粮,而且积极购买政府公债。他自己是抗属,却不但不要优待,还出任优抗主任,优待其他抗属。在大生产运动需要先进人物鼓舞士气的背景下,吴满有自然成为宣传的重大典型。

　　　　中国新闻史上
　　第一个“典型报道”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发表了记者莫艾的长篇通讯《忘不了革命好处的人——记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报道了吴满有通过艰苦奋斗最终过上好日子的故事,这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典型报道。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前的报道均缺乏有组织的各报联动,又没有上下统一口径,更没有足够的社会影响力。相比而言,《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宣扬是党报史上首次大范围、有体系的典型报道。莫艾等人的做法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表彰。于是,边区的典型报道蔚然成风。
　　1943年,在陕甘宁边区甚至整个抗日根据地掀起了一股学习劳动英雄吴满有的热潮。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的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与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吴满有在信中说:“我想,只是在你我两个人身上比较,对于革命,固然很好,但为了扩大这个竞赛,我们要在群众身上来比较。”“……只有使大家的生产发展起来,才是真正响应毛主席发展生产的号召。”
　　这件事立即引起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重视。贺龙到基层调研,发现两位劳动英雄争夺粮食高产的比赛,觉得很有意义,立刻向朱德总司令汇报。朱德即向部队推广两人开展劳动竞赛的事迹。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农民群众中,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1943年,包括毛泽东在内,边区政府每个人都制订出一年的劳动计划。男同志上山开荒,女同志在家纺线。吴满有因此在边区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担任过边区参议员、延安南枣园乡乡长等职务。
　　此后,各条战线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层出不穷。为鼓励开展劳动竞赛,边区政府还召开了各种群英会,按劳模们的贡献,分别给予重奖。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大生产运动的发展。
　　毛泽东的座上宾
　　吴满有是陕甘宁边区宣传的“农民明星”,其言行水平远远高于一般农民。陕甘宁边区政府被称为“人民政府”,首先就出自吴满有之口。
　　吴满有是一位有政治头脑的农民。1943年春节后,《解放日报》发表吴满有给毛主席的一封信,提出要为毛主席代耕。吴满有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毛泽东接受了吴满有的请求。此后,吴满有每年都把最早最好的一石麦子和一石小米,亲自送到中央办公厅。
　　1945年春节,吴满有把自己喂的一头猪杀了,全部送给中央办公厅,自己一点也没有留。大年初一,吴满有一家节省地吃着糠窝窝。村里的乡亲们感动得都流了泪。吴满有一家交的公粮竟是全村一半之多。当吴满有得知毛主席爱吃辣椒时,就用向阳的好地专门给毛主席种了一块辣椒。到秋后,吴满有还把种在地畔上的南瓜送给毛主席尝。毛泽东也多次给吴满有写信,或邀他去交谈,帮助吴满有总结经验,制订生产计划。同时,也了解农村发生的变化和存在的问题。他们彼此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6年1月7日,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把他送到吴家枣园跟吴满有学农业劳动。毛岸英在延安生活了14个月,其中7个月是在吴家枣园度过的。毛主席把孩子送到自己家,让吴满有受宠若惊。他让毛岸英和自己的二儿子吴仲贵睡在热炕上,自己支一块门板睡在地下,说是为他们两个人在门口挡风,其实是为了毛岸英的安全。在跟吴满有拜师务农的日子里,毛岸英学会了开荒、铺场、碾场、扬场等农活。吴满有见毛岸英学种田吃苦出力,便心疼地让他慢慢来。其间,毛泽东把吴满有请到王家坪询问毛岸英在农村的劳动情况。吴满有夸奖毛岸英真肯吃苦,现在跟我们农民一样了。
　　1946年,吴满有家生产粮食60多石,交公粮50石,羊40只,牛4头,成为延安县乃至整个边区的“状元”户。毛岸英走后,吴满有很是怀念他,常自言自语说:“这里有毛主席人家娃娃的功劳啊!”

　　　　新富农政策的
　　“标杆式人物”
　　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发家致富也会引起非议。因为吴满有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放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已经属于富农。有人致信《解放日报》提出疑问: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内容,究竟是鼓励农民努力劳动,还是提倡富农方向。为了回答这种质问,进一步为大生产运动扫除思想障碍,《解放日报》发表了复信。复信明确指出:“当前需要发展富农经济,同时要保护雇农,这同政治上在党内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是两回事”。吴满有是新式富农,又是党员,同旧式富农有本质区别,他是“革命的富农”。对他们的经济活动不应禁止,而且要反对党风的民粹主义思想以及各种各样的安于贫穷,以贫穷为光荣的糊涂思想残余。
　　党的新富农政策的确经过了一个从提倡、鼓励到限制、消灭的转变过程。按照党的土改政策,在新起点上生产发家的新富农应该是农村发展的方向。毛泽东通过吴满有,深化了对新富农的认识,为党中央制订新富农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毛泽东在谈到新富农时,把吴满有作为典型提出要保护,吴满有也由此成为解放区新富农的“标杆式”人物。

　　.　　延安艺术家
　　竞相创作的对象
　　吴满有红了,成了艺术家们竞相创作的对象。
　　1943年2月6日,春节刚过,延安文化界百余人在青年俱乐部举行欢迎边区三位劳动英雄座谈会,模范农民吴满有、模范工人赵占魁、模范机关生产者黄立德先后报告了翻身、生产的情况。与会者都很激动,诗人艾青即兴写了“欢迎三位劳动英雄”的诗。艺术家们一致表示,要接受劳动英雄们让他们“到农村去,到工厂去”的意见,着手创作反映工农兵形象的作品。
　　座谈会后,艾青来到吴满有的家,同吃同住,体验生活。3月9日,《解放日报》整版发表了艾青的长诗《吴满有》。这是一首用陕北通俗口语写成的民歌体叙事诗,将吴满有描写得栩栩如生,亲切自然。
　　后来成为中国新版画大家的古元,在抗战时期也创作了描写吴满有的版画作品——《向吴满有看齐》。解放区的烟厂,曾专门生产过一种“吴满有”香烟。延安的秧歌队出现了“吴满有秧歌队”。此时的吴满有,已远远超出一个富裕农民的角色,而是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某种象征。与其说是吴满有主动选择当“明星”,吾宁说是选择了他作“明星”。

　　　　从参军、被俘
　　到郁郁而终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塞县城真武洞召开祝捷大会,庆祝西北野战军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大捷。5月14日,会场上掀起了参军热潮。吴满有当场表态:要求参军打胡儿子(作者按——指胡宗南)!激动的王震当场接受吴满有从军。由于吴满有是“名人”,一参军便被任命为王震的西北野战军二纵民运部副部长。
　　1948年5月8日,吴满有在西府战役中不幸被俘。关于吴满有被俘的细节,作家郝在今的《中国秘密战》一书中引用了当年陕甘宁边区保卫干部梁济的一段回忆:“这老兄当了高级干部还是不改农民本色,作战胜利,乘马驮满了缴获的布匹,还不时下马拣拾战利品。部队突然撤退,别人跑得快,吴满有舍不得马背上的物资,结果被敌军俘虏了。”
　　吴满有是俘虏中级别最高的干部,被俘之后开始并未暴露身份。吴满有被俘后化名王文亮,被编入胡宗南的“爱国青年训练总队”第五中队,在劳动中被一个被俘的通讯员指认出。胡宗南认为吴满有奇货可居,用飞机将他送到南京。9月,吴满有与另一被俘的中原军区第5师14旅旅长杨经曲,由国防部安排召开记者会。吴满有表示“痛改前非”,对自己的过去“深怀悔意”。不久,吴满有在国民党电台三次公开发表反共讲话。不过,1995年李锐发表文章,认为吴满有没有叛变。他指出,国民党在广播时做了手脚。“我是吴满有”第一句由吴满有说出,后面的反共内容由青训总队第一大队训育干事王铿清代讲。三篇广播词和吴满有等脱党宣言,以及吴满有受优待的照片被青训总队的刊物《爱国青年》编了“吴满有专号”,用飞机在解放区散发。吴满有“叛变”的消息,一时间传遍解放区。无论吴满有是否叛变,从他被俘的那一天起,他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党在撤退之前,释放了吴满有和杨经曲。1950年3月,吴满有被送回延安县柳林乡。不久,延安县委组织部召集柳林乡党员大会,宣布开除吴满有党籍。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是个热心人,他曾从新疆派人来接吴满有到新疆去,遭到吴满有的拒绝。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成立高级社时,柳林乡七个村就吴满有一个人不入社。他一个人在延安放羊。吴满有曾三次给党中央写信申诉自己的冤屈,但均无回音。1959年3月,66岁的吴满有郁郁而终。
　　延安是吴满有的福地。从横山县的一个农民,到红极一时的“劳动英雄”、毛主席的座上宾,学而优则仕,耕而优亦可仕。当他离开延安后,由一个大英雄变成了国民党的阶下囚。经过大红大紫、大起大落之后,吴满有回到了他生命的起点。
　　如果吴满有没有参军,没有被俘,他会不会是第一个陈永贵?结果不得而知。毕竟,历史不容假设。　　据《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