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报 -19版:人物-2017年09月29日

　　画面里的都是农民,一群一伙的,农民在唠嗑,农民在嗑瓜子,农民在吵架……
　　8月25日,一部名为《西万公司》的纪录片在西安一家影像沙龙上映。晃动的镜头、嘈杂的噪音,半身的人像,大量重复性的画面,放映结束时,“掌声还算热烈”。
　　57岁的关中农民张焕财是这部片子的拍摄者,这部片子他拍了六年,聚焦的是西安的人市(即农民到城里聚集揽活儿的场所)。

　　“西万公司”
　　1998年开始,陕西省蓝田县史家寨村民张焕财跟着村里人来西安打工,初识“人市”。他听村里老人讲,解放前西安就有人市,来城里揽活儿的农民聚在东南西北四个城门洞子底下。
　　西万路人市则是随着城市的建设形成的。没人知道“西万公司”这个名字最初是谁喊起来的。张焕财说,“西万公司”其实是一种农民的自嘲,实际上并没有这么一家公司。城里的正式工人有医保、有节假日、有防暑降温费,老了还有退休金,而农民工啥也没有。“西万公司”一词代表了农民工潜在的心愿,有个单位,“当个公家人,端上铁饭碗”。
　　揽活儿,上工,领工钱；揽活儿,上工,领工钱……除了手上的老茧愈发厚实,“西万公司”里的日子似乎每天都在重复。
　　秋天里的一件小事触动了张焕财。有个农民工躺在人市的条凳上睡觉,一个“长毛闲人”来了,他“先是把农民工外面的口袋翻了个遍,掏出二元钱、打火机,然后解开民工的外衣纽扣,手伸进里面衣服的口袋,接着再解开贴身衬衣,从衬衣的里口袋里掏出两张十元,一张两元,还有两张一元”,全程旁若无人,每找到一样东西,小偷还给围观的人做鬼脸。
　　张焕财想上前制止,却被乡党按住,“他不是一个,跟前还有三个闲人呢,他一喊,至少来十几个,还不把你给打死?”
　　几十个农民工就这样围着,看小偷一层一层把熟睡的人的衣服拨开,这时有人说:“你看他,像是医生给人做手术呢!”张焕财一听,太形象了!这狗日的窃贼!要是电视台来把他偷窃的全过程拍下来的话……他决定自己拍。
“他几乎是个最佳人选”
　　拍人市之前,张焕财已经拍了许多年的乡村。
　　2005年,知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参与了欧盟和民政部合作的一个村民自治培训项目,他提出找村民来拍纪录片。吴文光招募到了10位农民拍摄者,其中就包括张焕财。
　　张焕财给吴文光最深刻的印象是勤奋。经过简单培训后,每位农民拍摄者带走了一台摄像机和10盘空白录像带,带子能拍10个小时素材,“最后剪出10分钟的短片”。其他人拍了三五盘,张焕财不仅把10盘带子全拍完了,还自己买了20盘。
　　张焕财拍的是《一次失败的农村选举》,他选了三个村子,“一个富裕的,一个穷的,一个征地搞开发的”,富村和搞开发的村子,好多人争着当村干部,给村里人“每人发一包五块钱的云烟,那时候我们抽大雁塔,三毛钱”,而穷村则“选谁谁不愿意当”。
　　拍摄的结果让吴文光满意。“效果超过十倍我对他的预估”。吴文光说,和专业的拍摄者相比,张焕财本身就属于被拍摄场景和人群的一部分,“这就好比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打量。他就是其中的一棵树,而不是一个闯入者”。“这个摄像机就像他身上多出来的器官一样,最自然、鲜活。”
　　拍摄结束后,吴文光延续了这个项目,称之为“村民影像计划”,让农民们继续拍摄,每年可以来北京的工作室剪辑,报销食宿和交通费用。张焕财一发不可收拾,连续6年,从《我的村子2006》一直拍到《我的村子2011》。《西万公司》已经是他的第八部纪录片作品。
　　他拍村里的庙会,拍种田,拍村民闲谈、下棋,拍自己和婆姨的炕头聊天……
　　他拍乡间的老标语,因为“每条标语都代表了一段历史”。张焕财每天骑着自行车出去找标语,抗美援朝时期的,“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大跃进时期的,“大跃进万岁!人民公社万岁!”最多的就是文革时期的,毛主席语录刷得到处都是。婆姨村子大队部外有面高墙,上面满满的全是标语,大门两边是“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还有工农兵文化的、社教运动的,再近一些就是征兵的、生产队搞责任田的。
　　一条计划生育标语最有趣,农村土墙上用红漆刷着,一胎结扎,二胎上环,三胎流产。不知何时,“一”字被村民用锅底灰上下各加了一笔,变成了“三胎结扎”,“二”被改成了“四”,“三”被改成了“五”。红色油漆和黑色锅底灰交映在一起,有一种“荒唐的反差”。
　　吴文光说,“我的村子”系列,张焕财把他和乡亲们的生活都拍了出来,充满着“乡土的情感和生活现实的抱怨”,通过这些片子,能看到他生活村子的底蕴和人情,“不是扁平的,是带着冷和残酷的”,是“乡村的坚硬的诗意。”
“真实的泼烦日子”
　　拍人市之初,张焕财并没有过多想“主题”的问题,他只想“真实的呈现那些泼烦日子”,“反映当前农民工的生存状态”。
　　两个包工头抢活儿,各自带着手底下的农民工去守搅拌机,谁也不许开工。几十个农民工两边对峙,包工头则在后面踱步。对峙了十多分钟后,大老板把两个包工头叫去训话了,双方的民工都轻松下来,有人坐在地上休息。
　　双方开起了玩笑。有人说,包工头他们争风吃醋呢,我们为啥来?不就今天有没工钱的事,划得来拼命?
　　还有一次,来了个大老板,几辆大巴车把整个西万路人市的农民工全拉走了,承诺一天给100块钱,也没说具体要干啥。等到了地方大家才发现,他们要去充当打手,吓唬那些不肯拆迁的村民。
　　一群人稀里糊涂地往村里走,结果冲出来四五十个老头老太太,有人挥着铁锹,有人骂他们,“你个瓜人,啥钱挣不了,这个钱都挣!”一个农民工差点被铁锹打到,“吓得屁滚尿流”。
　　在村民前面败北以后,农民工们撤了回去。张焕财心里很不是滋味,大家都是农民,为了100块钱,就要站在对立面。结果最后钱也没挣着,大老板说,他们只干了半天,一人只给50块。
　　拍一些带冲突的事情时,为了不让被拍摄对象发现,张焕财尽量不看小DV的屏幕,假装打电话,或随意的放在胸前。有次农民工在工地上被砸伤,他拍了半天,最后发现内存满了,根本没拍进去；还有一次工头吵架,他以为都拍了下来,结果发现没按下录制键。至于拍出来缺胳膊少腿只有半个脑袋的,更是比比皆是。
农民的骄傲与挣扎
　　妻子齐慧芳并不认同张焕财的事业。“整天不挣钱还贴钱”。
　　齐慧芳抱怨,来西安10年了,一起来的人早都买了房子,只有他们还是租房,也没攒下钱。给30岁的儿子娶媳妇几乎成了她的心病。“现在娶媳妇至少要花10多万,还不算盖房子。”别人给介绍对象,来了一问,有房子吗?有车吗?这事儿就黄了。
　　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张焕财也烦恼,“我也想挣钱,钱不来找我,我有啥子办法?”但张焕财有自己的傲气,他坚信自己的东西是鲜活的,是“基层的土壤里长出来的东西”,“我做的东西可能文化人还做不出来”。
　　《西万公司》的结尾,长达两分钟的片段里,一个穿格子T恤、褐色短裤的中年男子站在马路对面,脖子上挂着一个红色收音机,不知道在放着什么曲子。男子面向马路上的车流和人流,有节奏地扭动身体,手上下左右地比划,似乎在指挥交通,又似乎在给音乐打拍子。
　　面对记者“他是不是精神不正常”的问题,张焕财显得有点尴尬,他解释,那是人市上的农民工,他的动作是劳动的动作,刮水泥、码砖头,“他是用自己的想象把自己的劳动表现出来”。
　　“他在那里表演,那么多车来车往,人来人往,别人对他视而不见。农民不管做什么,外人看他都是不正常的,但用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这个镜头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曾四次高考失利,多年坚持写作和拍摄,仍住在出租房的农民,声音忽然变得哀伤,“我就像那个农民工,别人当他不存在,也没人当我存在。”
　　片子最后,这个男子转向一侧,像跳交谊舞一样迈着小碎步,一步一步挪出了镜头。影片到此,戛然而止。　　据《新京报》